北京孕妇之死揭露中国病人权利缺失

北京孕妇死亡事件，有人在讨论那个想当官的偏执男人，有人在讨论医院依法办事的程序。但我们似乎忘了孕妇的权利，本可以抢救的两条生命死在各种扯皮和所谓的制度上。如果说那个居委会和救助站，肖志军和那个医院都在按制度和经验行事，如果说他们都没错，那么谁错了，总不至于是孕妇李丽云。唯一可以说的是目前的制度漏洞，用有问题的制度来替那些活着的人和机构辩护，本身就不是那么正义的事情。因此，如何用更好制度来维护病人的权利，如何用更好的程序来保卫绝对的生命，将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是需要我们去建构和完善的。

居委会为了规避计生风险，救助站强调遵循救助原则，而医院也表示遵守了规则，请示领导，并找对事态没有清醒认识的肖志军签字。我们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制度是为了救人，还是为了“杀人”？如果制度是为了救人，可是人怎么又死了呢？一路走来，李丽云作为病人的权利是一直没有得到保障的。

由于对母亲命运天然的关切，11月22日晚上，一位还来不及成为母亲的孕妇之死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反复看了当时已有的影像，在镜头里，那个叫肖志军的男人是撕裂般的痛苦和哀嚎。那种带些绝望般的悲伤，是伪装不出来的。可以看出，他和已死的女人的感情是真切的，但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不签字以增加李丽云存活的机会呢？

带着这个最初的疑问，开始了我的采访。在刚开始的几天，全国20家左右的媒体蜂拥而至，一波接着一波地询问肖志军。

弄不清的签字真相

在和肖志军相处、询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对他的印象。他表示了他一直想要当国家领导 人的梦想，尽管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但我对他抱有这样的梦想，是充满尊重的。他来到北京，很少干活，他觉得自己干不了体力活。而在李丽云怀孕之后，他们在辛庄的日子，几乎都是靠李丽云母亲李小娥的微薄汇款。有时几天不吃饭，最多分食一碗面条，如果不是有面馆老板佐证他们的窘迫，我写出来，读者都可能不会相信。两个身体健康的青年人，居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窘境。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其次是家庭，而不是首先自力更生。对于肖志军的懒惰，我是轻视并痛恨的。也正是他不脚踏实地，所以才显得他的梦想是“妄想”。

在此事的演进中，衙西居委会和石景山救助站也充当了一回推手。衙西居委会的一位中年妇女，分管计生的陈国辉和她的同事，推走了孕妇李丽云。肖志军夫妇被送到石景山救助站后，救助站没有提供一张本该提供的车票，当肖志军表示要将李丽云留在救助站而自己出去找钱时，也遭到了拒绝。肖志军夫妇的贫穷，加上这一连串的推力，最终将事情送到临界点上。

就医院的三个多小时的真相，我至今仍然觉得有必要再次关注，特别是签字过程。关于三份签字的质疑，我在我之前的报道——《孕妇之死：“拒绝签字”背后的悲剧人生》中已经提了出来。肖志军表示他此前曾签过同意手术，肖志军的此说法还可以在央视社会纪录栏目的录像中查证。当时我很想深入调查核实真相，但医院不回应。肖志军可能撒谎，但万一肖志军没有撒谎呢。我反复核对笔录，最终，我觉得，是需要把这个疑问表达出来。医院拿走第一份同意手术签字书，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就担心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我担心如此重要的细节被放过了。所以，尽管确实有一些阴谋论的设想，但我还是将疑点表达了出来。

在发稿之后，此前给我透露现场的目击者表示他还有情况没有告诉我，他表示，他不告诉我更多情况的原因是，在医患关系很糟糕的处境下，有那么多的好医生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他不想把事情弄得更糟。这更加增添了我对签字真相的困惑。如果有目击者看到有更多的情况，希望能够站出来说话。现在更迫切的是，需要更多的事实。

有同事表示，肖志军说话不可靠，不要尽相信他的。为什么我有那样一个万一？这与我对肖志军性格的判断有关。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知道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为复杂。多棱角的性格中，他有善良和真诚的一面。两个细节佐证下这个判断，其一；他的电话本上记下的一份日子，说在新华书店遇到一个小姑娘借笔，他就将笔送给了她。其二；11月4日，他们露宿街头两晚，走头无路要找一份洗碗工的活时，李丽云要肖志军表示自己当过村长，说这样被录用的机会大些，肖志军开始不答应撒谎，后来哭着答应了。也正是这些细节，促使我很重视肖志军的话语。

我们都会成为病人

如果李丽云不是遇到肖志军这样一个同样悲剧性的人，如果居委会不赶他们走，如果救助站能够给他们一张返乡的车票，如果医疗体制更人性化，如果有医生以生命为本敢于承担风险，如果我们有以生命至上为原则、铭刻在所有人脑子里的病人权利法则，李丽云的死亡可能就会避免。但是，她确实死了。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明天的李丽云。李丽云之死的个案中，透露出普遍的命运悲剧性和病人权利的缺失，也正是如此，我们需要展开更深入的反思。

只有极少的人能够活出绽放的生命，只有少数人能够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游刃有余，而还有更多的人，对于命运始终是无能为力。而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于弱势者的态度，取决于是否真正地在体制上为弱势者留足了余地，而病人也正是这一切弱势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群。

居委会为了规避计生风险，救助站强调遵循了救助原则，而医院也表示遵守了规则，请示了领导，并找对事态没有清醒认识的肖志军签字。我们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制度是为了救人，还是为了“杀人”？那么，如果说制度是为了救人，可是人怎么又死了呢？一路走来，李丽云作为病人的权利是一直没有得到保障的。

制度设置的背后，有利益的考量，更多的则是价值观的抉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守护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对此问题必须做出回答，否则下一次事故来临我们依然无依无靠。否则争论依然是漫无边际。我觉得社会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尊重绝对的生命权，尊重病人获得治疗的绝对权。 [page]

不可否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因为各种因素，甚至包括出生的偶然性，造成了人与人处境与观念的差异。但是，如此尊贵的生命，它放在哪里都是尊贵的啊。它不应该被其他任何因素所决定。雨果曾有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套用过来，在绝对正确的公权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权主义。人，应是最终的，且是唯一的目标。生命权是绝对的。

无论是从人的生物性还是社会性来讲，我们都容易成为病人。就价值观而言，只有全社会，特别是立法者达成一定的底线共识，我们才可能期望，为社会病人争取更多制度层面的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