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秦朝是以刑治国的，有人会有疑问，秦国不是以法治国，怎么成了以刑治国？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法为律，商鞅颁布的是秦律，这个秦律当中大部分是刑律，商鞅的治国思想就是，轻罪重刑，以刑去刑，不赦不宥，所以，说秦国以法治国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以刑治国。秦朝二世而亡，统一之后维持了十几年就灭亡了，有人归结为秦国的灭亡是以刑治国，真的是这样吗？写史记的司马迁对此事是怎么认为的？

除了原始社会或原始部落，其他时代或者国家，刑法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秦朝灭亡是仅仅以刑治国，是有很大问题的，汉朝，唐朝也有刑律，为什么汉朝、唐朝统一维持时间比秦朝长的多？有人说，秦朝灭亡是因为严刑峻法，刑法太严苛了，后来朝代的刑法，有诛九族的刑罚，比起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唐宋明清四朝，也比秦朝统一时间长的多，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看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这段对秦始皇的总结很长，意思无非有两点，一是不行王道，严刑峻法，二是统一六国，取得天下之后，依然不改统治方法，也就是取国与守国用的同一个方法，司马迁在这里做了假设，如果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用商周的办法，即使后面有荒淫骄横的君主，也不至于灭亡。司马迁说，秦始皇死后，秦二世有改弦易辙的机会，但他延续秦始皇的暴政，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朝只能速亡。

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当中也提到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根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意思是，固守国家依靠的是险要地形，国家得到治理依靠的是武力与刑法，但这些还不够，先王把仁义道德作为治国固守的根本，把政令刑法作为辅助，难道这不是治国的正确做法吗？在这里，司马迁认为，治国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根本，政令刑法只是辅助，武力是前两者不凑效的情况下最后用的，秦朝违背这个治国规律，把法令刑罚作为治国主要手段，把武力镇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常用方法，导致了民怨沸腾，遍地起义。之后司马迁引用贾谊的《过秦论》全文，对陈涉世家做了结尾，司马迁是赞同贾谊的《过秦论》的说法的，《过秦论》里有一句话很有名，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朝没有施仁政，没有实行仁义道德治国，所以迅速灭亡。那么，我们要问，秦国究竟是怎样施政致使民怨沸腾？究竟以何种做法才能长治久安？

秦国的治国方法发生巨变，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我们看看史记商君列传是怎么记载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意思是，把所有的百姓以什伍单位编制起来，犯了罪由官员连坐处罚，有行为不轨的人，知情不告处以腰斩，告密与斩首敌人的奖赏相同，藏匿行为不轨的人，跟投降敌人处罚相同，也就是说，所有的百姓都被国家严密控制，通过厚赏与重刑使百姓成为军事扩张的工具。商鞅有个朋友叫赵良，有一次商鞅向赵良夸耀自己在秦国的政绩，赵良则说，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蓄祸也，意思是，担任相国不为百姓办事，大造建筑工程，这不是建立功业；在太子的师傅脸上刺字，用严刑峻法致伤致残人民，是积累怨恨与灾祸，赵良说的是事实吗？确实是的，商鞅有一次在渭河岸边处决犯人，一下子杀了七百人，渭河的水都染红了；秦国的百姓开始批评法令不好，后来说法令的好处，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这些人都是作乱的乱民，把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偏远地方，之后就没有人敢议论商鞅的法令了，说法令的坏话要处刑，说法令的好话也要处罚，总之，就是要剥夺你说话的权利，他商鞅追求的就是鸦雀无声，都给我闭嘴。后来韩非总结他的经验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些发表议论的儒生，带剑的游侠，都是国家的蠹虫，必须去除，要想建立一个理想国家，就必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在这个理想国家里，只有法令可以读，只有执法官员能做老师，只有上战场砍敌人脑袋，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秦始皇和他的大臣李斯对韩非的理论深信不疑，统一六国之后完全照做，《过秦论》是这样记载的，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锐，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把文化书籍全部毁掉，实行愚民政策，把名城毁掉，把有威望的人士杀掉，把兵器全部收缴，铸成十二个铁人，实行弱民政策，再把百姓征发过去，用来修长城、宫殿、驰道，把商鞅、韩非的理论学说贯彻到底。

秦始皇、秦二世在实现理想的同时，也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监狱，那些修长城，宫殿的人跟今天的劳改犯没有什么区别。当百姓忍无可忍，起义在大泽乡爆发了，仅用三年时间就把不可一世的秦朝灭了，咸阳的宫殿被烧掉，秦始皇的后代被杀光。为什么会这样呢？秦朝不允许百姓有权利，不允许百姓有私人空间，不允许百姓自谋职业，只能做秦朝的工具，只能为秦朝卖命劳动，生是秦朝的人，死是秦朝的鬼，凡是违背这个这个目标的，等待的只能是酷刑，腰斩，车裂，断足等刑罚非常常见。这样一来，百姓不满的怒火暗地里积累，等到陈胜振臂一呼，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用树杈做兵器，用竹竿做旗帜，就这样的一支军队就能把秦朝灭了。所以，秦朝的灭亡，是因为不给百姓说话的权利，不给百姓个人空间，不给百姓自我劳动生产的经济权利，把全国的众多百姓逼上绝路，导致百姓批起命来推翻秦朝。

秦朝灭亡之后，刘邦登基称帝，秦朝的教训太深刻了，他意识到可不能这样逼老百姓了，一改秦朝的做法，可不能再折腾了，实行休养生息，之后的吕后、文帝、景帝一脉相承，奉行无为而治，使经济逐步恢复过来。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这样做最后总结，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哉？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意思是，战国晚期到秦朝，老百姓已经折腾得够呛了，秦朝还是不改做法，反而严刑峻法，这不是很荒谬吗？所以汉朝兴起，面对这种局面改弦易辙，不让老百姓辛苦疲累，这才符合天道啊。

史记和《过秦论》反复提到先王之道与商周事迹，这个先王之道，我们很多人理解为以德治国，直到我们现在还提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汉朝吸取秦朝教训，实行德主刑辅，明德慎刑，其实，德治是形式上的，本质是给百姓说话的权利，让百姓学习道德文化，给百姓足够的私人空间，让他们自己管理好自己，把社会评价权及舆论权交给百姓，国家对百姓不做过多干预。秦朝的败亡，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处理好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自以为把百姓说话的权利都剥夺了，就没人说自己坏话了，自认为把百姓携带武器的权利剥夺了，就没人反抗自己了，真的到了民怨沸腾的时刻，一根木棒就能把秦朝干翻。

那么，怎样处理好政权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呢？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社会地位上，百姓第一，政权第二，君主最后，把地位摆正，是处理好政权与百姓关系的第一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其次是给予百姓罢免君主的权利；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施政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根据民众好恶来处理政务。可以说孟子的主张，是处理政权与百姓关系的最佳方法，只有践行其主张，才能得到百姓支持与拥护，政权才能固若金汤。

秦亡的教训给我们今天的人们有什么启发呢？实行以德治国，就是保障百姓的各项政治及经济权利，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素质，把社会评判权及舆论权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管理好自己，给他们足够的私人空间；实行以法治国，就是对贪官污吏依法严惩，对于官员行使权力严格监控，杜绝贪腐与滥用权力，使官员真正对百姓负责。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