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福利制度才算好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无限的活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的发展，也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贫富差别拉大等现象。如何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2000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赫克曼一直关注于研究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再分配问题。近日到访中国的他，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指出，好的社会福利并不等同于西欧、北欧国家的高福利。事实上，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已经阻碍了其经济发展。中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应该汲取西方的教训，同时应该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欧洲高福利政策存在经济隐患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如何克服贫困，缩小社会差别，创建和谐的社会氛围，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建立和健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时，您认为有些什么国际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赫克曼：在设计福利政策时，中国应该汲取各国的经验，发展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在全球谈到福利政策的时候，有崇尚西欧、北欧等国的高福利政策趋向，认为福利政策的终极目标就在于此。但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高福利就是好的福利政策。事实上，我认为，欧洲的高福利政策已经造成很多潜在的经济隐患，如果不进行改革，就可能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

　　记者：社会危机？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赫克曼：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诞生于20世纪50和60年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但从今天看已经落伍了。因为，第一，企业活动越来越全球化，竞争也日趋激烈，国家很难对全球性转移的生产环节进行征税；第二，由于贸易和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增大，加大了企业的市场竞争风险；第三，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不确定性也很大，一旦经济活动对这些工人的技能需求下降时，国家要充当最低工资保证人的角色。随着经济的开放，国家很难有足够的财力来保证这些工人和企业免受市场风险的影响。由此，原先向所有居民开放的福利政策变得更具有选择性，比如歧视移民，由此导致了经济问题演化成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法国在2005年年末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骚乱，就是因歧视移民现象而点燃的。

　　记者：高税收会打击就业的积极性是容易理解的，但高福利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赫克曼：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综合各种监管成本以及激励政策，来分析高福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数据。

　　大家知道，拉美国家在经济改革曾做过很多尝试，拉美学者收集了政策变化前后的成本、就业、薪资以及营业额等微观经济的各种数据后认为，多变的政策有时就是一种非常疯狂的经济实验，甚至比欧洲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变化和影响都要大。对局外人来讲，这种经济实验的好处是能让我们了解一些基本的经济政策及激励因素对经济表现的影响。

　　以秘鲁为例，该国屡次调整薪资的税收水平。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劳动力成本变化对经济影响的一种实验。结合其他的制度性成本如工会、劳动政策、最低工资和解雇赔偿金等，并予以量化，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变化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基本关系。我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10％，失业率将提高7％。在企业没有办法将增加的成本完全传递到下游环节的前提下，最低收入保证和高税收就会降低就业率，除非公众所享受的福利能抵消税收的负面影响。

　　记者：但从最近来看，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似乎也会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比如瑞典的经济增长率就相当不错。

　　赫克曼：这仅仅是一个表象。真实的情况是，这几年瑞典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种“经济奇迹”，而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衰退之后的温和增长。瑞典对资本收入的税收很低，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在信息产业方面，瑞典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尽管上个世纪90年代瑞典的经济改革为其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这几年瑞典经济增长也仅仅是衰退之后的一种复苏。我认为，目前瑞典经济发展的奥秘就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后瑞典出台了一些激励性的经济政策。即便是这样，瑞典依然存在着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只是暂时被掩盖了，或者说被推迟到了未来。

　　记者：具体而言，掩盖了哪些问题？

　　赫克曼：目前，北欧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不准确的。比如，现在这些国家公布的低失业率就有很大的误导性，由此掩盖了很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以北欧国家推进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为例，很多观察人士包括经合组织都赞颂这种做法，认为这将有效地降低失业率，但这种做法需要政府承诺每年有很大的投入。从长期的投入产出比率看，目前对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的投入，对就业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改善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欧洲尤其是北欧地区，依靠政府项目取得就业的劳动者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可以说，最大的就业机会都是由政府创造的。在欧洲，政府对残疾人士的扶助资金比率也远远高于美国。在荷兰，一度有14％的劳动者都申领残疾补助金。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北欧三国与残疾人士相关的开支要占到GDP的4％－6％左右比重，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重。

　　为了维持对这些项目的资金支持和国家的高福利，这些国家必须采取高税收政策，比如对薪金收入征收高额税收。将高税收和高福利结合在一起，打击了居民的就业意愿。很多人有足够的动力辞去工作，或者只愿意从事“地下”工作来逃税，或者提早退休。与此同时，高福利也打击了居民的创业积极性，社会普遍缺乏企业家精神。另外，整个社会不愿意承担风险，对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比重都比较小。

　　通过研究30个经合组织国家在1960－2006年期间的经济数据发现，政府部门投入占经济总投入比率要小于25％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7.5%；政府部门投入占经济总投入比率在25％－29％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3%；政府部门投入占经济总投入比率在30％－39％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5%。如果这一比率超过60％的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5％。

　　记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当您看到了这些问题后，是否也有责任来提出相应的有效改革建议，以避免危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