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现状及潜力比较

　　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吸引地区总部的主要区位，从两市吸引地区总部特征及其区位优势来看，既具有相似之处，又具有明显差异。基于此，本文尝试对两市吸引地区总部的现状及其潜力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利于两市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明确各自在吸引地区总部方面的目标定位，以避免出现“竞争到底线”的现象;另一方面利于两市积极改善影响其潜力发挥的因素，以提高各自吸引地区总部的竞争力。

　　1.总体规模

　　北京早在1999年就颁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若干规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8月底，有28家跨国公司将其地区总部设立在北京(见表1)。其中，爱普生(Epson)(中国)有限公司、佳能(Canon)、欧姆龙(Omron)、松下(National)、索尼(Sony)、西门子(Siemens)、爱立信(Ericsson)等7家公司是商务部出台地区总部认定办法后，通过商务部认定，将地区总部设在北京的跨国公司。 　　上海是目前我国内地吸引地区总部最多的城市。截止到2004年6月10日，已经有63家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见表2)，它们之中既有第一批获得上海市地区总部认定证书的阿尔卡特(Alcatel)(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有前不久获得认定证书的大冢(Otsuica)(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卡博特(Cabot)(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生堂(Shiseido)(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陶氏化学(DowChemical)公司。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上海吸引地区总部的数量为北京的2.25倍，其总体规模要大于北京。 　　 　　2.产业分布

　　按产业来划分，来华地区总部的主要业务范围不仅涉及制造业，而且还涉及通讯、能源、物流、房地产、金融保险、R&D和综合服务等产业，这些产业各有侧重地分布于北京和上海。具体来看，入驻北京的地区总部以制造业居多,共27家，R&D为1家。其中制造业又以电子及通信设备类占大多数,共计15家。

　　与北京相比，入驻上海的地区总部有两个方面的明显不同：一是上海的地区总部所涉及的主要产业范围明显多于北京;二是上海制造业中的新兴电子及通讯设备类占据少数。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中，制造业共计49家，批发、零售和综合服务业为7家，交通运输(包括物流)与房地产业均为2家，R&D、能源及其他均为1家。其中，制造业中涉及电子及通信设备类的仅有7家。可以看出，上海的地区总部在传统制造业中则仍占据绝大多数。

　　之所以形成上述势态，主要是因为通讯类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为拓展其业务而需要更多地与政府打交道，北京在这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电子类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选择北京，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人才众多、研发能力的强大，而且是信息汇聚的中心。而上海以其多年的历史沉淀以及以上海为核心所发展起来的完善的“长江三角洲”产业链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传统制造业、金融、贸易和服务业为主要业务的地区总部。[page]

　　3.海外母公司注册地

　　按照海外母公司注册地来看，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分别来自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德国、法国、丹麦、瑞士、荷兰、瑞典;亚洲的韩国、泰国和日本，总共涉及1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日本最多为9家，其次是美国为5家，再次为法国为3家，韩国、德国、瑞士均为2家，加拿大、丹麦、荷兰、瑞典和泰国均为1家。 　　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则来源于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最多为23家，日本为14家，法国、德国、香港、台湾，均为4家，新加坡和瑞士均为2家，瑞典、英国、新西兰、比利时、荷兰和印尼均为1家。

　　4.“总部经济”的发展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统称(赵弘，2003)。其表现形式类似于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核心-边缘的关系(Core-Periphery，简称为CP关系)。而地区总部的聚集可以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因此地区总部对形成总部经济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

　　目前，北京和上海正在转化其战略目标，由过去单纯的吸引地区总部转向发展“总部经济”，但是两市却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一，两市对总部经济的“冷热”程度不一。北京的总部经济“热”要远远超过上海。在北京，从企业到政府、从媒体到学界都在宣传和讨论总部经济，而上海则稍显“冷”一点。其二，两市总部经济的起点存在明显不同。北京的总部经济始于2003年“中关村(丰台)总部基地”的建立，或者说是始于房地产发展的需要，而上海则是借助于其完善的产业链而发展起来的。其三，两市地区总部所涉及的产业不同将决定它们各自总部经济的目标定位方面的差异。如前文所述，北京的地区总部多为新兴的电子与通讯类，而上海则以传统制造业、金融、贸易和服务业为主要业务。当然，国家发改委已于2004年11月12日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以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真正形成完善的产业链还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本文认为两市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以此为基础确定各自的短期、中期与长期的总部经济发展目标，以免形成恶性竞争。 　　 　　潜力比较

　　1.加权潜力指数比较

　　某个国家/地区/城市的未来竞争力或潜力大小是由其潜力指数表示的，所以本文选择潜力指数作为比较北京与上海两市吸引地区总部的潜力指标。潜力指数是由N个变量值决定的，而每个变量值可以通过下述方式计算得出：取某个省市的某个变量原值，减去参与排名的31个省市中该变量的最小原值，将得到的结果再除以31个省市中该变量的最大原值和最小原值之差。但是考虑到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一致，所以本文考虑加权的潜力指数，即把上述N个变量值以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再求其和，就可得到某个省市的加权的潜力指数。[page]

　　本文选取市场因素、基础设施因素、金融因素和人的因素四个方面的因素，它们所占权重分别为27.2%、27.1%、24.1%和21.6%。上述四个方面分别包括若干个子因素，鉴于数据统计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将选取其中的部分主要因素。其中，市场因素选取人均GDP和实际GDP增长率，分别占48.5%和51.5%;基础设施因素选取通讯(由电话普及率决定)和技术(由R&D支出占当地GDP的比例决定)，各占50.0%;金融因素选取办公室租金(由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和房地产价格指数决定，各占50.0%)，占100.0%;人的因素选择熟练员工的获得和当地人民的英语水平(分别由受过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占当地15岁以上总人数的比例决定)以及生活费用(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决定)，各占36.0%、34.0%和30.0%。

　　按照上述两次加权的计算方法，本文计算出了北京和上海2000/2003年两年的加权潜力指数(如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北京的加权潜力指数高于上海。二是上海的加权潜力指数上升很快。2002-2003年，上海由0.608上升至0.743，而北京则由0.776回落至0.761。三是两市加权潜力指数的差距变小。2000-2003年，由0.168缩小为0.018，这说明两市的竞争潜力在趋同。

　　2.潜力指数中各要素比较

　　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吸引地区总部的主要区位，从两市吸引地区总部特征及其区位优势来看，既具有相似之处，又具有明显差异。基于此，本文尝试对两市吸引地区总部的现状及其潜力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利于两市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明确各自在吸引地区总部方面的目标定位，以避免出现“竞争到底线”的现象;另一方面利于两市积极改善影响其潜力发挥的因素，以提高各自吸引地区总部的竞争力。

　　1.总体规模

　　北京早在1999年就颁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若干规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8月底，有28家跨国公司将其地区总部设立在北京(见表1)。其中，爱普生(Epson)(中国)有限公司、佳能(Canon)、欧姆龙(Omron)、松下(National)、索尼(Sony)、西门子(Siemens)、爱立信(Ericsson)等7家公司是商务部出台地区总部认定办法后，通过商务部认定，将地区总部设在北京的跨国公司。

　　上海是目前我国内地吸引地区总部最多的城市。截止到2004年6月10日，已经有63家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见表2)，它们之中既有第一批获得上海市地区总部认定证书的阿尔卡特(Alcatel)(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有前不久获得认定证书的大冢(Otsuica)(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卡博特(Cabot)(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生堂(Shiseido)(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陶氏化学(DowChemical)公司。[page]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上海吸引地区总部的数量为北京的2.25倍，其总体规模要大于北京。

　　2.产业分布

　　按产业来划分，来华地区总部的主要业务范围不仅涉及制造业，而且还涉及通讯、能源、物流、房地产、金融保险、R&D和综合服务等产业，这些产业各有侧重地分布于北京和上海。具体来看，入驻北京的地区总部以制造业居多,共27家，R&D为1家。其中制造业又以电子及通信设备类占大多数,共计15家。 　　与北京相比，入驻上海的地区总部有两个方面的明显不同：一是上海的地区总部所涉及的主要产业范围明显多于北京;二是上海制造业中的新兴电子及通讯设备类占据少数。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中，制造业共计49家，批发、零售和综合服务业为7家，交通运输(包括物流)与房地产业均为2家，R&D、能源及其他均为1家。其中，制造业中涉及电子及通信设备类的仅有7家。可以看出，上海的地区总部在传统制造业中则仍占据绝大多数。

　　之所以形成上述势态，主要是因为通讯类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为拓展其业务而需要更多地与政府打交道，北京在这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电子类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选择北京，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人才众多、研发能力的强大，而且是信息汇聚的中心。而上海以其多年的历史沉淀以及以上海为核心所发展起来的完善的“长江三角洲”产业链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传统制造业、金融、贸易和服务业为主要业务的地区总部。

　　3.海外母公司注册地 　　按照海外母公司注册地来看，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分别来自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德国、法国、丹麦、瑞士、荷兰、瑞典;亚洲的韩国、泰国和日本，总共涉及1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日本最多为9家，其次是美国为5家，再次为法国为3家，韩国、德国、瑞士均为2家，加拿大、丹麦、荷兰、瑞典和泰国均为1家。

　　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则来源于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最多为23家，日本为14家，法国、德国、香港、台湾，均为4家，新加坡和瑞士均为2家，瑞典、英国、新西兰、比利时、荷兰和印尼均为1家。 　　 　　4.“总部经济”的发展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统称(赵弘，2003)。其表现形式类似于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核心-边缘的关系(Core-Periphery，简称为CP关系)。而地区总部的聚集可以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因此地区总部对形成总部经济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page]

　　目前，北京和上海正在转化其战略目标，由过去单纯的吸引地区总部转向发展“总部经济”，但是两市却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一，两市对总部经济的“冷热”程度不一。北京的总部经济“热”要远远超过上海。在北京，从企业到政府、从媒体到学界都在宣传和讨论总部经济，而上海则稍显“冷”一点。其二，两市总部经济的起点存在明显不同。北京的总部经济始于2003年“中关村(丰台)总部基地”的建立，或者说是始于房地产发展的需要，而上海则是借助于其完善的产业链而发展起来的。其三，两市地区总部所涉及的产业不同将决定它们各自总部经济的目标定位方面的差异。如前文所述，北京的地区总部多为新兴的电子与通讯类，而上海则以传统制造业、金融、贸易和服务业为主要业务。当然，国家发改委已于2004年11月12日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以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真正形成完善的产业链还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本文认为两市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以此为基础确定各自的短期、中期与长期的总部经济发展目标，以免形成恶性竞争。 　　 　　潜力比较

　　1.加权潜力指数比较

　　某个国家/地区/城市的未来竞争力或潜力大小是由其潜力指数表示的，所以本文选择潜力指数作为比较北京与上海两市吸引地区总部的潜力指标。潜力指数是由N个变量值决定的，而每个变量值可以通过下述方式计算得出：取某个省市的某个变量原值，减去参与排名的31个省市中该变量的最小原值，将得到的结果再除以31个省市中该变量的最大原值和最小原值之差。但是考虑到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一致，所以本文考虑加权的潜力指数，即把上述N个变量值以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再求其和，就可得到某个省市的加权的潜力指数。 　　本文选取市场因素、基础设施因素、金融因素和人的因素四个方面的因素，它们所占权重分别为27.2%、27.1%、24.1%和21.6%。上述四个方面分别包括若干个子因素，鉴于数据统计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将选取其中的部分主要因素。其中，市场因素选取人均GDP和实际GDP增长率，分别占48.5%和51.5%;基础设施因素选取通讯(由电话普及率决定)和技术(由R&D支出占当地GDP的比例决定)，各占50.0%;金融因素选取办公室租金(由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和房地产价格指数决定，各占50.0%)，占100.0%;人的因素选择熟练员工的获得和当地人民的英语水平(分别由受过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占当地15岁以上总人数的比例决定)以及生活费用(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决定)，各占36.0%、34.0%和30.0%。[page]

　　按照上述两次加权的计算方法，本文计算出了北京和上海2000/2003年两年的加权潜力指数(如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北京的加权潜力指数高于上海。二是上海的加权潜力指数上升很快。2002-2003年，上海由0.608上升至0.743，而北京则由0.776回落至0.761。三是两市加权潜力指数的差距变小。2000-2003年，由0.168缩小为0.018，这说明两市的竞争潜力在趋同。

　　2.潜力指数中各要素比较 　　 　　1.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的竞争力大小由人均GDP和实际GDP增长率决定。其中，人均GDP代表某个国家/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了其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规模与层次。而实际GDP的增长则代表某个国家/地区/城市未来的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在2000-2003年，尽管上海的市场因素优于北京，但是上海却出现小幅跌落，由2000年的0.272跌至2003年的0.256，而北京却出现较明显的上升，由0.144升至0.222。 　　2.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因素是由电话(包括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普及率和科技水平决定的。其中，电话普及率代表了某个国家/地区/城市的信息通讯设施的水平。它们决定着一个地区总部能否及时发挥其协调与指挥的功能。而科技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城市技术能力大小的标志，是决定其竞争力大小的重要方面，因此作为跨国公司的“首脑机关”，地区总部更为重视其目标区位的科技水平。在2000-2003年，上海出现小幅上升，由0.147升至0.157，但是上海却仍然明显落后于北京，北京两年均为0.271。

　　3.金融因素 　　金融因素是由办公室租金决定的，它直接影响着地区总部的成本。该因素是四大因素中变化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在2000-2003年，上海由0.022快速上升至0.193，而北京则出现相反趋势，由0.149降到0.127。两市出现的相反趋势的变化，导致上海由明显落后于北京变成为较优于北京的现状。 　　 　　4.人的因素 　　人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员工质量和生活费用两部分。其中，员工质量包括熟练人员的获得和当地人们英语水平两个方面。员工质量是决定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KPMG，2000)，因为它可以保障地区总部能够及时获得良好的员工。而生活费用则直接关系到地区总部外籍工作人员能否安心工作，这就直接影响到地区总部的业务能否顺利开展。 　　在人的因素方面，2000-2003年，两市均有所下滑，上海出现较小幅度的跌落，由0.167跌至0.137，而北京由0.212较大幅度地跌至0.141，但北京仍然略优于上海。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比较，本文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并建议两市将吸引地区总部的目标分为短、中、长三个时期来实现。[page]

　　1.结论 　　——上海吸引地区总部的总体规模明显大于北京，其规模大约是北京的2.25倍。 　　——上海的地区总部涉及的产业范围比北京宽泛，但是上海主要以传统制造业、贸易、商业等传统产业为主，而北京则以新兴的电子及通讯设备类制造业为主。 　　——两市的地区总部仍然主要集中于美、日、欧发达国家，但是各国地区总部在两市所占份额出现差异，上海以美国最多，其次是日本，而北京则以日本最多，其次是美国。 　　——两市发展总部经济的目标一致，但是起点、发展程度均有所不同，上海明显优于北京。 　　——北京的加权潜力指数高于上海，但上海的加权潜力指数上升很快，即上海的竞争力日渐凸显。 　　——两市各个子因素的潜力指数变化不一致，其中以金融因素变化最大。

　　2.建议 　　短期目标：明确各自的区位优/劣势，扬长避短，合理定位。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和上海开始吸引地区总部，短短的几年时间，两市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尽管如此，两市却不可能同时对所有的产业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吸引力，即使两市都是我国区位优势非常明显的城市，因此需要两市扬长避短，合理定位。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拥有包括上海在内的其他省市不能相比的人才、技术和“信息不对称性”，目前应该集中吸引一些需要更多地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以及科研能力强的产业，比如电信设备产业以及一些新兴产业，而以其他产业为辅。上海拥有良好的港口、完整的产业链以及历史的积淀，应该更多地发展制造业、金融业、商业、贸易、物流等产业，特别要注重吸引来自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一些地区总部。这种态势可以在更多吸引地区总部的基础上，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促进外部经济性，最终迎来总部经济。

　　中期目标：以加入WTO“后过渡期”为核心，重点改进区位劣势。 　　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从2005年1月1日开始，我国将进入一个关税和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的“后过渡期”，将在商业、运输、金融、旅游等9个部门90多个分部门逐步实现承诺市场开放，这将促使上述行业进入我国来分享这块“大蛋糕”，与此同时，它们对区位优势的要求也会更加严格，因此两市非常有必要根据“后过渡期”开放行业对区位的具体要求进行重点改进，以更多吸引这些行业的地区总部，争取在加快我国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的同时，实现我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正和博弈”。

　　长期目标：明确各个子因素的比较优劣势及其动态性，在重点改善劣势子因素的基础上，提高全面竞争力。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影响两市区位优势的各个子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它们成为影响两市进一步提高各自竞争力的障碍因素;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各个子因素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即优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这就要求两市在保持和促进优势因素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在上述重点改善的基础上，对这些劣势因素进行全面改善，以提高各自的综合竞争力，吸引更广泛的相关产业的地区总部，以形成产业关联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