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A一案曾一度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影响深广。这个案件与许多热议案件一样，其 中充斥着许多疑问，比如说， 这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 （1） 或者说是适用民事法还是刑事法？ （2）倘若构成犯罪， 构成何罪？盗窃罪？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非法侵占罪？还是其它？ （3） 倘若是盗窃罪， 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秘密窃取的行为？再者， ATM 机是不是金融机构？ （4）在本案中，受害人广州市商业银行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 学术界和实务界均存在 着不同的声音。我无意于在这些问题上卷入其中，而是从这个案件中，我看到了一种现象，即逻辑的力量和力量的逻辑在现实中的博弈。这种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法官法条主 义”与“大众法律情怀”之间的区隔，亦揭示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精髓” 。在阐述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之前，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本案的基本案情。

一、案件回放

2006 年初，24岁的许A来到广州打工，成为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名保安。4 月 21 日晚上 10 点左右，下班后的许A与同事郭安山来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面的自动柜员取款机旁，用自己的工资卡取钱，原本只想取一百元钱的许A，无意中将一百元按成了一千元，取款机竟然真的吐出了一千元钱，十分奇怪的许A再次把卡插进取款机，查询自己的余额，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余额竟然只少了一块钱，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决定就再试试看，反复的50多次后，卡中只有170多元余额的许A，一口气从自动柜员取款机里取出了5 万5千元。回到宿舍后，两个人就商量该怎么办？报警或者报银行，郭安山就说，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反正不拿白不拿。22 日凌晨1点左右，许A和郭安山再次来到自动柜员取款机前，许A用自己的工资卡再次连续取款102次，银行卡里原本只有170多元的许A，一共在自动 柜员取款机上取出了17万5千元，他的同事郭安山则取款 1 万 8 千元。然而，取了这么多不属于自己的钱，许A并没有马上逃跑，22日上午9点，他照常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班，他当时的心态是这个钱不是我的，但是银行肯定第二天会发现的，发现了他肯定会来人， 来人就把这个钱还给他就没事了。22 日的一天平静的过去了，没有人来找许A。23 日，本不该许A值班，但是许A仍然在值班室呆了一天，等待广州市商业银行找上门来，结果又是平安无事，谁知道到了星期一上午也没动静，许A就说那你银行都不要钱我就走了，他就把钱打包后，坐长途汽车准备回家。从 2006 年 4 月 22 日凌晨，许A在自动柜员机上取走 17 万 5 千元，到 4 月 24 日下午 3 点许A离开广州，时间已经过去了 50 多个小时，但许A却没有等来银行追款的人， 这一下让许A有了侥幸心理， 以为银行确实没发现他取钱的事。于是，他和同事郭安山各自踏上了回家之路，他哪里知道，自己这时候其实已经迈上了一条逃亡路。 4 月 24 日下午 3 点，许A离开单位，背着这 17 万 5 千元，坐上了回山西老家的长途汽车，就在许A离开广州的同时，广州市商业银行发现了这台自动取款机的异常情况，根据许A办卡的记录，很快查到了许A。4 月 25 日，银行在电话联系许A的同时，也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了案，而此时许A乘坐长途汽车刚到山西临汾，就接到广州他工作的保安部的电话，要他马上与银行联系，许A打电话到银行，说我把钱还给你们就没事了，银行一个经理就说，不行，你不仅要还钱，而且要回来投案，我们已经报案了。银行工作人员的话把许A吓了回去，由于担心会受到刑事处罚，于是许A决定不回家，到太原找他的一个朋友。此时又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许A取出的17万5千元中，藏在铺盖卷里面的5万块钱不见了，他更不敢回家了，便掉头去了太原。许A的父亲没有找到许A，也不知道怎样去银行还钱，而此时许A到了太原，找到了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据许A交待，他去跟人家做点生意，把这个钱赚回来再还给银行，网吧投资也不赚钱，那个朋友拿了他 10 万元投资网吧，每个月只给他 200 块钱，就这样拖下来。网吧生意做不下去了，后来许A应聘去了一家公司跑业务，战战兢兢的度过 4个多月。2007年5月22日，许A在他出差经过宝鸡火车站时，被公安民警抓获。2007 年 6 月 4 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正式对许A进行刑事拘留。 2007年 10月15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许A犯有盗窃罪。 2007 年 11 月 6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正式开庭审理许A盗窃案。 2007年 11月 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许A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案例思考

无论是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法院的法官在做出判决的时候，虽然其所遵循的逻辑原则和推理进程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判决的逻辑自洽性。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逻辑的自洽性，使得法院的判决得到了民众的信服，没有信服就没有力量。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在他的鸿篇巨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中 曾经这样写道：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当苏格拉底被指控违反城邦宗教、渎神和腐化青年等罪被判处死刑时，他虽然有机会逃脱，但却仍然坚持一个公民必须遵守法律的信念，最终以身殉法，这是法律的力量，这是判决的力量，这是逻辑的力量。若是这样说，还隐含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本身所遵守的法律是善良的法律”。我先前以为，在成文法传统浓厚的国家，逻辑的力量通常会使得法院的判决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普遍认可。但在现在看来，我所提出的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在中国是很难成立的。在中国，或许真的是囿于社会情事的巨变，法院判决遭到社会公众质疑的事件屡见报端，层出不穷， 这种逻辑的力量的弱化， 不仅使得法院判决本身的价值骤降， 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因此而衍生出的力量的逻辑。 这种力量是指以社 会舆论、行政干预、贪污腐败等因素揉杂在一起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干扰了案件的正常程序和走势，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影响到法院的最终判决，故我在文中将其称之为“力量的逻辑” 。 响彻大江南北的“艳照门”事件，给中国娱乐界爆出了重磅炸弹，吸引了无数网民朋友们的眼球。但是我要说，眼下的“许A案” ，从社会的关注程度上而言，并不比“艳照门” 事件逊色。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人并不相信法院判决的过程，而是关注判决的结果。的确，就个案而言，影响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毕竟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法院的程序，而是法院的判决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实体轻程序有其自身的道理。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反对轻程序主要是针对刑事法领域中刑讯逼供等情形而言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化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当然，轻程序在民事法中亦是应当予以反对的，特别是在现代法治理念下，更应当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原则。不过，就一个具体的案件而言，在中国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之下，恐怕实体正义要比程序正义更为重要。换言之，一个具体的案件，即使程序再公正，逻辑再合理，只要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失公允，或者，即使判决在法律上并不有失公允，而只是与社会大众的心理期望悬差过大， 就会为此引发强烈的争议， 当事人声讨、 上访、 请求人大个案监督的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法院的判决应当围着民众的舆论导向转，而是旨在说明， 若是法律的适用效果不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考虑这种逻辑的前提，即法律的合理性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认为普通民众的法律素养不高，对法律的适用不了解，因为法律的最终使命是要增进人民的福祉。我个人认为， “许A案”中就存在这 样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64 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下的，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 贵文物， 情节严重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有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1998]4 号）第 3 条第 1 款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的标准如下：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 额较大”（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该条第 2 款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1998 年 5 月 2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省公安厅联合发布了《关于确定盗窃案件数额标准问题的通知》 ，该通知将广东省的辖区分为三类， 分别执行不同的标准：(一)一类地区是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东莞、中山等七个 市。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掌握在二千元以上；数额巨大的起点掌握在二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掌握在十万元以上。(二)二类地区是惠州、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潮州、揭阳、汕尾等八个市。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掌握在一千五百元以上；数额巨大的标准掌握在一 万五千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掌握在九万元以上。(三)三类地区是河源、云浮、阳江、 清远、梅州、韶关等六个市。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掌握在一千元以上；数额巨大的起点掌握在一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掌握在八万元以上。(四)铁路运输法院办理属地广东的盗窃案件数额标准， 参照一类地区的标准掌握。 由该通知可以看出， 广州地区发生的盗窃案， 均执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有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上限，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忽略了十年之后的今天，在盗窃数额的认定标准上所存在的偏颇， 所存在的法律适用上的 机械。遗憾地是，我国法院在判定盗窃案的过程中，一直都是机械地使用数字推衍，而忽视了社会发展变化等诸多需要考量的因素，故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判决不为民众所接受的事件在所难免，这也是逻辑的力量在中国并不强大的直接原因。

前文已经述及，在中国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下，重实体，轻程序，虽然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瑕疵，但在实务中，却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潜在的影响（包括思想上的影响）在短期内仍然无法革除。记得某某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学术演讲时就曾公开表示，其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最看重的仍然是判决的结果。不错，判决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评价，社会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评价法院判决优劣的最重要指标。 恰恰是因为如此， 法院需要关注民众的呼声。 民众的呼声在现代社会已经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予以彰表，报刊、网络、电视、广播等等，鉴于现代社会媒体在接收信息源的方便性和快捷 性， 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为例，以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在京发布的《第 2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 2007年 6 月 30 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 1.62 亿，半年来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 100 个网民，半年的增长接 近去年全年的增长量，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了 12.3%；宽带网民数达 1.22 亿，手机网民数 较去年翻了 2.6 倍，已有 4430 万人。2007 年 11 月 13 日，联合国互联网管理论坛 12 日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 10 年来全球上网人数显著增加，网民总数已从 1997 年底的 7000 万人增加到 2007 年的 12 亿人。统计显示，美国是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 2.1 亿 人；其次是中国，为 1.62 亿人；日本的网民人数为 8600 万人，位居第三。排名第四至第十 的分别是德国、印度、巴西、英国、韩国、法国和意大利。 在法律人看来，舆论归舆论，法律归法律，它们最好不要实现彼此的通约。舆论的监督继续按照自身的机理发挥作用，法院该怎么判决还是要依据法律，决不是舆论的导向。可在 “许A”这个案子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迫于舆论的压力，决定将本案发回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重审。这一举动，被很多“挺许”的法学家、学者和网民朋友们认为是他们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坦率地说，我并没有那么乐观，我认为这只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种策略，之所以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暂时缓和时下舆论的强势追踪和跟风，当然，这就是力量的逻辑，倘若没有舆论的压力，或许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不会将此案发回重审，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果真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改判。然而，此案现在的情形是陷入了不伦不类的境地，显然，这是逻辑的力量和力量的逻辑在现实中的博弈。很不幸，力量的逻辑似乎在逻辑的力量面前，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