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条法条构建了合同条款解释的完整规则体系，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平衡当事人意思自治与交易公平。

一、合同解释的基础与参考因素

第一款确立 “以词句通常含义为基础” 的首要原则，文字是意思表示的直接载体，是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起点。如买卖合同中 “交货地点” 的解释，首先依据普遍理解。

在此基础上，需结合多层因素综合判断：相关条款要求结合合同整体解读，避免断章取义；合同性质和目的是解释导向，如赠与合同条款解释需符合无偿本质；习惯包括交易、行业惯例；诚信原则保障公平，格式条款解释倾向保护非提供方；缔约背景、磋商过程、履行行为等动态因素，助力贴近实质合意。

这一体系突破单一文义局限，让解释更贴合真实意思，也为法官提供裁量空间。

二、当事人共同理解的优先性

第二款明确 “当事人共同理解优先于通常含义”。合同是意思自治产物，若双方对条款有不同于通常含义的共识，且有证据证明（如磋商记录、函件等），该共识优先。

此规则需满足两条件：有证据证明共同理解存在，且为双方一致认知。如建材买卖合同中 “行业标准”，通常指国家强制标准，但若有会议纪要证明双方约定以某协会标准为准，法院应优先采纳。这可防止一方事后背离真实合意，维护意思自治。

三、特殊场景的解释规则

第三款针对两种情形设定倾向规则：

一是有利于条款有效的解释。当条款有多种解释且影响效力时，选使条款有效的解释。这体现 “尽量维持合同效力” 理念，鼓励交易，如合作协议 “利润分配比例” 有歧义，应选可确定比例的解释。

二是无偿合同中对债务人负担较轻的解释。无偿合同中，债务人无对价却承担义务，解释应减轻其负担。如无偿保管合同 “保管责任” 有歧义，应选要求保管人承担较轻责任的解释，符合公平原则。

司法实践意义

本条构建 “一般 — 特别 — 特殊” 递进体系，规范法官裁量权，减少同案不同判；引导当事人明确条款含义并留存证据；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减少合同无效情形。其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兼顾公平与效率，是维护交易秩序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