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原告系某酒厂职工，其以离家远为由，在1987年8月，要求调到被告某服装厂工作。某酒厂及被告均同意调出、调入，并在《职工调转审批表》上加盖了公章。调转中，原告既不到原单位某酒厂上班，也未到被告处上班，只在被告处交了200元的停薪留职费，即自谋职业。此后的20年时间里，原告与两个单位均没有任何联系。2008年3月，原告自称在其整理自家物品时，无意中，发现了4张停薪留职收据，金额合计共200元。原告并据此，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劳动仲裁部门受理此案后，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起诉至人民法院。被告找到笔者，请求维权。

对于本案，笔者的代理意见是：

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最终未形成，因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1、关于调转表：根据《关于加强企业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的试行办法》、《关于加强劳动定额标准工作的意见》、《关于继续做好劳动定员、定额管理工作的通知》、《劳动部关于试行“关于加强企业编制定员工作的几项规定（草案）”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80年代，企业职工严格有定额定员限制，职工的调动，需要企业主管部门审批，劳动局调配主管机关批准，最终核定劳动调配指标及工资额分配指标，否则企业无权给职工发放一分钱的工资和其他待遇。因此，当时的定员定额审批制度非常严格，不是调入单位和调出单位自行能够决定的事情，因此，从原告提供的调转表上，可以清楚看到，缺少双方主管部分的审批公章，因此，原告的调转手续最终并未完成，原告并未调入被告单位，也就不是被告单位的职工，双方并未建立起劳动关系。

2、关于原告提供的停薪留职收据：在调转过程中，因原告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其要求如果调入被告单位，则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因此，原告向被告交纳了四个月的停薪留职费用，但最终因原告未能调入被告单位，因此，原告也不需要再向被告交纳费用，被告也没有权利收取，双方也没有必要签定停薪留职合同。关于原告交纳的四个月停薪留职费用200元，在确定原告未调转成功之后，被告因找不到原告无法退还此款，即已将200元钱挂在被告单位其他应付款帐上，并未进入被告收益帐户，此款原告随时都可以要求退还。

3、关于赵德春证实，因证人未出庭接受双方质询，此所谓的“证实”内容无法核实，且赵德春从未担任过被告厂长职务(有被告工商档案登记材料可以证明)。因此，赵德春无权以被告厂长名义出具此份证据，更何况此证言内容与其他诸多原始书证相矛盾，因此，该证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 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间。

1、从原告提供的调转表，可见原告最终并未调入被告单位。在调转期间，他只交纳4个月的费用，因最终未调入而停止交纳。如果，象原告所讲的，停薪留职是2年期限，则原告只交纳四个月费用即停止，那么，自原告停止交纳停薪留职费用，被告停止收取的事实，他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已经受到侵害；

2、再退一步讲，原告讲停薪留职期限为2年，那么1989年9月期满后，他一直没有到被告单位上班的事实，如果说他一天、两天不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那么一年、两年之内，他总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了；

3、据原告讲，他是在其老父亲2008年去逝时才发现停薪留职收据的，并以这一点来试图接续诉讼时效。但他提供的收据的收款日期分别为1988年和1989年。因此，他在交纳费用时，上述收据就已经在原告手中，就必然知道被告收取其款项的具体时间。所以，他所主张的在2008年其父亲去逝时才知道被告收取了他的停薪留职费用，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不能够使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

4、再者，被告作为一个劳动者，从1992年国家颁布相关法律之日起，就应当知道有关社会保险基金中，有需要个人交纳的部分。但事实上，他清楚知道自己并未向被告交纳个人应缴部分，那么，他就应当知道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不可能为其交纳相关费用，因此，自1992年开始交纳社会保险规定时开始，原告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已被侵害。

5、此次仲裁、诉讼前，原告在长达二十一年多的时间里，并未向任何相关部门主张过权利。因此，无论从那个时间段讲，原告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劳动仲裁部门因其超过仲裁申请时限为由不予受理其申请，是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是完全正确的。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严重违背《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公平合理原则以及《宪法》第六条规定的按劳分配原则。

所谓公平合理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在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摩擦时，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

那么，作为原告自己也应当承认，其未在被告单位参加过一天的劳动，没有为被告创造过一分钱的价值，原告将自己的青春和劳动都投入到了个人的自谋职业上，全部的精力都为自己而付出，等到了自己年老体弱之时，却仅凭偶然发现的几张所谓的停薪留职收据200元的费用，就开始向被告索取相对巨额的职工待遇，这显然是有违我国民法和宪法规定的公平合理原则及按劳分配原则，以及民法之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虽然，国家的大气候是在倾向保护弱势群体，但只能适当照顾，不能显失公平。更何况，原告也承认，被告企业已有二十几年不生产，现在只所已在工商部门年检，只是在维系着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而已。因此，既然原告在企业没有一天的劳动义务，当然就不应当对企业有所索取。否则，势必会侵犯为企业劳动几十年的退休职工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作为被告的代理人的笔者认为，原告与被告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对于此案，一审法院采纳了笔者的代理意见，并依法对此案作出实体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间的劳动关系未最终形成，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亦支持了笔者的意见，并依法驳回了被告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