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征遗产税的法理依据

　　学界主要存在六种遗产税的课征法理依据，其中又以“平均财富说”、“能力说”、“社会公益说”为更多现代国家征收遗产税的法理依据。

　　(一)国家共同继承说

　　该学说认为，个人财富的积累不仅源自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尚有赖于政府的帮助与保护。既然政府为个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帮助和保护，也就有权力从死亡人的财产中获取其中一部分。即，国家有权和继承人一起共同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政府正是通过征收遗产税来实现其继承权的。

　　国家共同继承说的问题在于忽视了个人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已经通过缴纳其他赋税回馈了政府为其提供帮助与保护，在个人死亡后再对其征税属多重征税。

　　(二)权力说

　　权力说认为，遗产发生继承关系，缘自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的血缘或其他情谊关系。继承人所得的遗产就经济层面而言，属不劳而获或是意外之财，国家既然授予私人以继承的权利，自然亦有课征和处理遗产的权利。

　　权力说的问题在于，继承人继承财产并非一般的不劳而获或意外之财。即，继承财产与通过射幸行为获得财产是不同的。尽管继承权是否是期待权存在很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具备某些期待权的特征(否则，也不可能产生继承权是否为期待权的争议)，尤其在存在后位继承制度国家中的后位继承权属典型的期待权。这种期待并非缘自国家的单纯授予，更缘自血亲等伦理道德关系。与其说是国家授予个人继承权，不如说是任何良法均不能与人类的基本伦理道德相悖。

　　(三)能力说

　　继承人获得遗产，其财产获得了增加，也就增加了其税收负担能力，因此就具有了相应的纳税义务。如果对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而对遗产所得不征税，在税收上是不公平的。

　　遗产税是对社会存量财富征税，遗产在流转的过程中并未转化为商品，亦并未产生新的收益，社会的存量财富并未在整体上获得增加，这与通过劳务、交易获得个人所得不同。如果将全体国民的纳税能力视为整体的话，国民整体的纳税能力并未获得提高，法律分配给个人的纳税义务并未转化为新的社会整体财富，不符合《继承法》所具有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四)追税说

　　追税说主张，纳税人生前在履行财产税的纳税义务时，可能存在各种逃税行为。故在其死后无法逃避的情形下，通过征收遗产税将其所逃税款收缴回来。

　　该说明显存在着“有罪推定论”的色彩，假定人人生前都必然会逃税。这种假设本身就难以成立。因部分人的生前逃税行为，而对所有人征收遗产税，这对于依法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五)社会公益说

　　该学说认为征收遗产税可以鼓励个人对社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捐赠，对个人利益无害，对社会发展有利。

　　社会公益说没有完全体现遗产税的征税目的。一方面，该学说成立的前提以社会慈善事业等公益捐款的免税额高于遗产税的征税额才能起到鼓励公益捐款的作用。但这种前提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成立。另一方面，遗产税征税目的之一在于平衡社会资本积累，促进社会财富流通，公益说并不能涵盖此目的。

　　(六)平均财富说

　　该学说主张，国家有责任防止财富过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现实中遗产继承制度就是造成财富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高收入阶层将遗产全部留给其子孙后代，往往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形成新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对遗产征税就是平均社会财富的有效手段，通过征收遗产税，可以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该学说在当今背景下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均富说易得出“均富济贫”的结论，虽然国家征收遗产税确有“济贫”之目的以防止财富差距过大，但均富说强调更多的在于“均富”而非“济贫”，即在遗产税的制度设计上更加注重累进税率，而容易忽视基于公益捐款的免税、营业性遗产的免税等其他措施。公益捐款免税的理由在于遗产直接用于“济贫”，国家对此应予以鼓励而非抑制；营业性遗产免税的理由则在于，遗产由单纯的社会存量财富转化为社会流通财富，遗产成为营业性资产、商品，进而衍生交易行为，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国家通过商业性税收增加收入，进而实现 “济贫”。而且这种方式往往伴随着增加就业机会，真正起到了“授人以渔”之目的，但平均财富说并未涵盖此内容。

　　故文本观点，我国遗产税征收的法理依据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平均社会财富，二是促进社会公益，三是鼓励市场交易。三者并非仅是单纯的理论依据，其直接目的在于基于三项法理依据确立累进税率制度、公益捐款免税制度和营业遗产减免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