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给脑瘫儿子讨个说法 母亲奔走五年终获赔偿

　　7年前，襄樊一对年轻夫妇兴奋地迎来儿子的出世。孰料，一个残酷的现实险些将他们击倒：儿子出生后成了脑瘫儿。为给儿子讨一个说法，年轻妈妈背着脑瘫的儿子，打了长达5年的“马拉松”官司。今年9月20日，他们终于拿到了当地法院的判决书，根据一审判决，他们将可以获得20余万元的赔偿。

　　生下孩子竟是脑瘫

　　“来，壮壮，把嘴张开再吃块肉，以后长得又高又壮。”襄樊市襄城区居民王艳(化名)，用筷子小心地夹起一片瘦肉递到儿子的嘴边。壮壮是王艳儿子的小名，小家伙长得很漂亮，只是，他的脖子好像没有力气，两只手也不能伸直，两只脚板则向外撇，无法站立。虽然已经7岁了，但他还不能说完整的句子，只能“咿呀”地发一些单音。王艳曾是襄樊一家纺织厂的女工，下岗后开了家副食店，生意较为红火。她的丈夫李军(化名)是某机械厂的技术骨干，收入也不算低，因此，小两口的日子过得非常滋润。怀孕7个月时，王艳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胎儿的各方面情况良好。1999年6月23日上午10时，王艳在襄樊市中心医院妇产科，通过剖腹手术产下一名男婴。然而，王艳和家人还来不及高兴，医生就告诉他们，婴儿情况有些不妙，诊断显示呈“重度窒息症状”。当天下午，婴儿从妇产科转送儿科急救。王艳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她不敢多想，也不敢多问。产后第五天，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但王艳却坚持要去陪护儿子。只见儿子时而昏睡，时而有轻微的抽搐。王艳看了心如刀绞。据王艳夫妇说，医生当时只说婴儿是缺氧缺血性脑病，医院会妥善治疗的。他们相信了医生的话，这主要是出于对医院的信赖，因为襄樊市中心医院是襄樊市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三级甲等医院。20多天后，婴儿终于出院。然而没过多久，婴儿又因“腹泻病”和“缺氧缺血性脑病”，先后两次住院治疗。王艳说，孩子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在三个月以内她就没睡过安稳觉。因为孩子睡觉不安神，每天晚上她都要抱着孩子来回走动，孩子睡着了，她才能眯个片刻，孩子一醒，她赶忙起身又抱起孩子……那段时间，王艳整个人都是恍惚的。王艳夫妇向医生请教，医生说可能是婴儿服用的药物所起的作用，也可能是婴儿缺钙。在医生的建议下，王艳夫妇买了许多补钙的药。然而，孩子的情况似乎没有改观，到六个月大时，经常咳嗽、发烧。王艳夫妇三天两头抱着孩子往医院跑。孩子出生时他们就花了几万元治疗费用，现在这样一折腾，他们经济上的压力陡然增加。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随着壮壮年龄的增长，其病情不仅没有丝毫好转，身体的缺陷却越来越明显。儿子快一岁时，身体还很软，头也不能完全抬起，更不能像同龄孩子那样站立和抓握东西。这可急坏了王艳夫妇，他们带着孩子四处求医。2001年1月4日，他们最终在襄樊市某医院脑瘫科找到了答案。在这家医院里，王艳夫妇看到了许多和自己儿子有相同症状的孩子，“脑瘫。”当这一明确的诊断从医生口里吐出后，王艳一下瘫坐在地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她抱着儿子痛哭流涕。

　　原告被告各执一词

　　“我的身体一向很健康，产前检查胎儿也正常，怎么会变成脑瘫呢?”通过翻阅一些医学书籍及上网查询，王艳夫妇开始对襄樊市中心医院的医疗行为产生了不解。于是，王艳夫妇向襄樊市卫生局投诉，要求该局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到了2001年10月8日，襄樊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随后，王艳夫妇又以医疗损害为由，向襄城区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10月25日，该法院正式立案。王艳夫妇在诉状中明确指出，被告襄樊市中心医院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是在孕妇发生胎膜早破而住院后，被告襄樊市中心医院的医生理应恪尽职守，尽早实施剖腹产，以避免发生胎儿宫内窘迫。但医院延误了20多个小时才实施剖腹手术，致使胎儿出生后即发生重度窒息，颅内出血，吸入性肺炎，III度粪染。出现这种情况后，被告又没有及时将患儿转往儿科进行抢救，而是拖延了4个小时才转往儿科，使患儿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诉状还称被告“隐瞒病情”，在患儿已具备多种脑瘫症状和体征的情况下，被告诊断为“缺氧缺血性脑病”，并误导患者家属只要治疗及时，患儿“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而在随后的一年里，原告曾多次在被告处就医并进行咨询，被告又“多次误导”，致使患儿错过“治疗脑瘫的最佳时机”。对原告方所诉，襄樊市中心医院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医院提供的答辩状认为，在孕妇住院及新生儿出生，医生的诊断明确，孕妇及患儿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尽责，未违背医疗原则。而且“诊疗措施正确，新生儿窒息是自身因素所致”。医院还分析认为，患儿的脑瘫“可能是由于怀孕期内慢性缺氧所致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结果，或者是胎儿宫内先天性感染，或者是先天性发育异常的可能。但脑瘫本身的原因极为复杂，原因众多，还有近三分之一的脑瘫原因不明，有时临床难以明确”。因此，医院认为，患儿脑瘫与医院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医院不应该“承担医疗赔偿责任”。法院提出调解，但被王艳夫妇拒绝，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医院的态度”。“我们一定要为儿子讨个公道。”王艳坚定地对丈夫说。她背起儿子开始奔走于法院、律师事务所和其他一些部门，寻求法律的支持。

　　医疗鉴定一波三折

　　然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会是一场一波三折、旷日持久的官司。王艳夫妇与医院之间的诉讼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被告襄樊市中心医院在诊断、治疗、护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儿脑瘫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患儿脑瘫的伤残程度以及后续治疗费等问题。要理清这些问题，必须先经过权威机构的医疗鉴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医疗鉴定从一开始就颇费周折。记者从襄城区法院一审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01襄城民一初字第957号)看到，2002年11月18日，经过原、被告双方协商同意，法院曾委托北京一家司法鉴定机构对此案进行医疗鉴定。后由于原、被告双方的分歧很大，争论不下，致使这家鉴定机构中途退出。2002年12月，法院又依法指定西安交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03年6月，该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认为：不能排除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形成“小儿脑瘫”的原因之一。可是，有了权威机构的司法鉴定，法院仍“迟迟未按法定程序审理”。原来，被告襄樊市中心医院对这一鉴定结论提出异议。2004年4月，在西安交大作出鉴定结论近一年后，被告方又向法院提交了重新鉴定申请。此时扣除鉴定时间，案件审理已持续长达两年之久。“既然要重新鉴定，能不能尽快进行。”心急如焚的王艳背着孩子一遍又一遍往法院跑。2004年8月，襄城区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提交了重新鉴定的申请，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组织下，中国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接受委托，召集相关医疗鉴定专家再次对此案进行鉴定。2004年12月28日，该中心专家出具的鉴定书上称：襄樊市中心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儿脑瘫“存在因果关系”。鉴定书明确指出，医院对婴儿的医疗行为存在以下几点过失：1.对产妇王艳的产前观察记录不详。一是“剖宫产分娩前无羊水性状的记录，剖宫产时发现羊水粪染III(三度)。”二是“产妇王艳入院后有7个小时无胎心记录。”2.产妇王艳入院时已出现胎膜早破，“破膜12小时应给予抗菌素，但产科未作处理。”3.婴儿出生后重度窒息，儿科于6月23日11时30分会诊后，要求将婴儿转入儿科以便得到及时抢救，但“产科于当日15时30分才(将婴儿)转到儿科，延误4小时”等等。此外，鉴定书还指出医院在对患儿治疗上存在不足，患儿“颅内压增高，病情重，产科未给降颅压治疗。”因此，专家认为，“襄樊市中心医院在诊断和治疗上存在过失和不足，对患儿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存在不利影响。”然而，襄樊市中心医院对该鉴定依然持有异议，再次要求重新鉴定，但这次，未获法院准许。此后，法院又就患儿的后续治疗费问题，委托另一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记者曾电话采访襄樊市中心医院一位姓毛的副院长，毛院长表示，医院认为专家仅凭病历作出的鉴定“有一定片面性”。他表示，在1999年以前国内尚无脑瘫诊疗常规，医院当时采取的措施完全符合医学经典教科书，符合当时的诊疗规范。他认为，也许在医疗水平上，该院医生与北京专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在现有的水平条件下”，医院是尽了力的。官司一拖就是几年，王艳夫妇焦虑不安。据法院有关人士表示，由于有关脑瘫的医疗纠纷案在襄樊尚属首例，而且“脑瘫这一病例的病因具有复杂性、多因性，与遗传、基因、胚胎及宫内感染等都联系密切。另外，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现代科学还无法回答”，对造成脑瘫原因的判断具有如此强的专业技术性，因此法官在审理此案时非常慎重。[page]

　　五年等来一审判决

　　在旷日持久的等待中，王艳夫妇不仅精神上备受折磨，而且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儿子已经7岁了，可连完整的句子都不会说，生活不能自理。更让他们苦恼的是，虽然孩子很乖，但周围的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有的家长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壮壮玩。“孩子太孤独了。”王艳忧郁地说，这也激发了她为儿子讨一个说法的决心。“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背着孩子往法院跑。”王艳说。她还跑到北京向有关方面求助。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的“掌门人”、被评为央视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之一的佟丽华，得知她的遭遇后，非常同情，不仅派出律师免费为她提供法律服务，还委托湖北省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为王艳女士提供法律援助。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扬律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务为王艳提供法律帮助的。今年8月，襄城区法院在经过长达5年的审理后，终于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认为，患儿脑瘫的成因“是多因一果，被告中心医院因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对原告现存疾病应承担与其过错行为相当的民事责任”。这“相当的民事责任”，法院最后认定被告应承担50%责任。据此，法院最后判定，被告襄樊市中心医院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6万余元。

　　坚持为儿矫正训练

　　经过5年的诉讼，王艳夫妇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这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但有一点他们不太满意，就是判决书没有涉及到患儿后期治疗费的问题，而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9月20日，襄城区四季青社区，王艳一家就租住在这里。这是一套老式的两居室，房子狭小，光线也比较暗。这个家，曾经有过一段红火的日子，可自从儿子得了脑瘫后，家里的境况便一落千丈。给儿子看病，应付漫长的官司，让夫妻俩疲于奔命，没有多少精力打理副食店。最后，他们不得不低价将副食店转让出去。因为企业不景气，王艳的老公李军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尽管生活拮据，但夫妻俩却很乐观。每天，他们都要坚持为儿子进行矫正训练。做站立训练时，王艳要一手扳住儿子的一只脚，另一只手将儿子扶住，让儿子练单腿站立。为了矫正儿子脚板外撇的症状，王艳在床头放一块斜面的木板，然后将儿子的双脚紧贴木板，由丈夫用手抓住，她自己则抱住儿子慢慢向前压。训练过程中，孩子因为痛苦，有时轻哼，但仍咬牙坚持着。“其实，孩子虽然患有脑病，但他很乖的。”王艳喘着气说，“他一岁半时就不尿床了，夜里要尿尿知道用脚踢我们。”有人劝他们夫妇再生一个孩子，按政策这是允许的，但王艳夫妇没有接受，“这个孩子太可怜了。”另外，王艳也有顾虑，儿子脑瘫在她心里投下了很深的阴影——她已经没有勇气再要孩子了。“我们只能给孩子做些基本的训练，孩子最终还需要科学、系统的康复治疗。现在一审结果出来了，我们会选择继续上诉，为儿子争取应有的权利。”王艳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