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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再信任医生?

2013-10-29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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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强行手术引来大规模讨论我要自己生!躺在手术台上,一名29岁的产妇辗转挣扎,虚汗淋漓,却一口咬定不做手术。12月3日清晨,她被转送至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时,情况已万分危急。医生诊断认定,如不尽快手术,不仅胎儿会窒息死亡,母体也会大出血,一尸两命。而这位产妇

  “我要自己生!”躺在手术台上,一名29岁的产妇辗转挣扎,虚汗淋漓,却一口咬定不做手术。12月3日清晨,她被转送至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时,情况已万分危急。医生诊断认定,如不尽快手术,不仅胎儿会窒息死亡,母体也会大出血,“一尸两命”。而这位产妇情绪激动,一再声称不要手术。经医院相关负责人出面解释,她的丈夫终于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但产妇本人仍坚决拒绝签字。医生被迫强行动手,从死亡边缘把她拉了回来。她的孩子则在降生几小时后夭折。

  事件引发了网民大规模讨论。李某某事件也被理所当然地旧事重提。2007年11月21日下午,高危孕妇李某某去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就诊。命在旦夕的时候,因“丈夫”肖志军拒绝签字,医生们无法抢救,5小时后,李某某及胎儿死亡。

  虽说这两件相似的事情中,两地医生的处置截然相反,但可笑又可悲的是,“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当年遭遇“见死不救”指责的医生们,如今碰到的却是“不尊重患者意见”的质疑。

  由于这一事件对于卫生系统过于敏感,多家医院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几经辗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终于发表了个人看法:表面上,这种冲突是患者缺乏起码医疗知识而导致的无知,而深层原因却是患者对医院、医生失去信任。但寻根究底,“病灶”的关键却是中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让不少公民,特别是像李某某那样的底层民众难以负担医疗费用,他们必然会对动辄开出“巨额”手术费、医药费的大夫产生怀疑,从而断送了和谐医患关系的可能性。

  “以前医患关系正常的时候,最多是有人讳疾忌医,不信我们的话。但现在有些患者看病时常带着提防心理,唯恐医生开贵的药、做不必要的检查。”这位医生说,如果医生强行治疗,且不论谁来承担费用,只要患者病情恶化或抢救无效,医生必然被告上法庭;但如果不治疗,患者必然死亡或病情明显加重。即使 “严格履行程序”,照样会招来无妄之灾,李某某一案足以说明一切。

  她认为,症结在于现在的医保制度:政府对于医疗的投入严重不足,个人看病负担太过沉重。“如果患者治病时,个人承担的费用降到可承受的水平,大家的心态必然会平和得多,更有利于医患双方交流。国家为什么不能多让老百姓受些实惠?”

  “法律和医疗伦理产生了冲突。”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盈科律师事务所王某钢律师说。

  在正常医疗工作中,医生们首先要遵守的是《侵权责任法》第55条,“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这意味着医院在进行手术前,必须首先得到患者的签字同意,退而其次是要取得家属的同意。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患者濒危而又丧失神志,同时又找不到家人的时候,医院才拥有紧急处置权,主治医生在请示相关领导之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必要治疗。

  王某钢说:“这条规定保障了患者的知情权,而知情权的背后就是选择权。因此也就意味着法律允许患者自主选择治疗方式。”如今,这个患者本人—— 家属——医生的效力顺序遭到了挑战,法律上的漏洞突然暴露在公众面前。“法律要求治疗之前必须得到授权,而医学伦理要求尽一切可能治病救人。双方一致时,看不出问题,碰到特殊个案,法律漏洞就出来了,得让医生凭自己的倾向来做选择,法律不能提供符合伦理的保护。”

  “强行剖宫产”事件中,患者神志清醒,而家属和医院代替她作出了决定,这引发了广泛争论。曾经也是一名医生的王某钢认为,当患者本人和家属的意见相反时,家属其实没有权力替患者作出决定。从法律上讲,广州医生的做法存在风险,如果出了意外,纵然他们的做法符合医学伦理,也难保不被告上法庭。

  “医疗行业正面临职业公信力危机”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十多年来,医疗行业中某些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造成的恶果,现在正在由众多无辜的医生和患者来共同品尝,并且引发了行业性的职业公信力危机。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某某说:“失去患者的信任,正是以往很多行为的‘因’酿就的 ‘果’。最简单的例子,医疗事故鉴定,常常是卫生部门给自己下属医院鉴定,这怎么可能取信于人?长此以往,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就会被逐渐扩散,形成某种全社会的共同判断。”

  一边是卫生部门的仲裁无法让人信服,另一边却是大批“医闹”屡屡从医院获得巨额“补偿”,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让不少人相信:老实人吃亏,和医生出现纠纷,“只有”闹,而且“只要”闹,就算没“赔偿”,也会有“补偿”。

  “‘物质公正’正在大面积取代程序公正。”王某某说,所谓“物质公正”,其实就是“花钱买平安”。一旦出现“医闹”之类的群体性事件,无论医院还是当地政府,或出于“维稳”,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首先想到的不是依照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而是尽快给几个钱,息事宁人。恰恰是这样异常短视的行为,让医患关系更加雪上加霜。医生们为了不出事故,更会要求患者做无数检查,用高档新药,以免漏诊、误诊或出现药物副作用。至于患者要承担的巨额费用,根本不予考虑。这又让患者更加看病难、看病贵,增加对于医生的不信任感,由此恶性循环。

  王某某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彻底杜绝医疗纠纷,只要有诊断,就可能有争议。关键是如何处理、解决。国人需要的是公正、公开、让人信服的制度和处置程序。最关键的,程序必须提前公布,出了问题,照此解决,决不能事到临头才想起设立制度。至于患者是否签字,医生是应该“见死不救”还是“强行救人”,都应该提前有制度性的规定,不可一事一议。

  “医生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眼珠子一样,爱护整个行业的声誉,尽力修复医患关系。如果在出现纠纷后,仍然饮鸩止渴、花钱买一时的太平,今后由医疗纠纷引发的社会性话题或者群体性事件,一定会没完没了。”王某某说。

  12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某某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广州‘产妇拒绝签字,医生强行剖宫产’事件中,医务人员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对患者生命权的尊重,符合法律精神。”持续了一周的关于“医生临危处置权”的争论至此有了官方结论。

  无论是当年北京“无家属签字不敢手术一尸两命”,还是此次广州“强行动刀挽救产妇”,事件背后,一边是患者面对医生的畏惧狐疑,一边是医生面对患者的举步维艰。无所谓对错,你是黄连,我是苦瓜。

  医改至今,百病丛生。往昔的短视,酿成了今日的矛盾;而今日的愈发短视,必将酿成未来更多的矛盾。面对日益激化的医患纠纷和无处不在的道德指责,是医生们在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无辜受过,还是在为过去十几年不规范的行业行为还债,甚至是在为各地解决医闹事件中不约而同的“花钱买平安”承担恶果?

  医疗、法律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专家虽然说法各异,但对未来的判断却较为一致:除非国家大幅度增加医疗保障的投入,减少底层群众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并在处理各种医疗纠纷时坚持公平公开和“程序正义”,否则医患矛盾仍将继续恶化,并最终让全社会都来承担“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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