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取消“点名挂号”新政 如何“精确就诊”?

　　可以在民众的看病支出没有更多变化的同时，完成医疗收费的结构调整，这样做，既减少了“号贩子”的生存空间，也减少了“以药养医”的常年顽疾，更是解决看病难，挂号难的治本之法。

　　为了减少医院的“号贩子”，让病人能及时就医，北京三级医院推出了取消“点名挂号”的新政，仅以医生的所在科室和职称而非专长作为病人挂号时的选择依据。但该新政实施至今，“号贩子”仍旧存在，甚至成了着急看病的病人迫切寻求的对象，“至少他们手里有我想找的那个专家”。解决挂号难，看病难的问题难道真的只能以“一刀切”的代价，换回一个只是看起来公平的结果?

　　要搞清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看病难、挂号难?首先是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和经济发展带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大家有钱“小病大治”了。通过取消“点名挂号”的办法确实可以使因为小病就直奔大医院、名专家的那一部分病人减少，但疑难病人，或者是远道慕名而来的病人仍旧要绞尽脑汁找到他们心仪的名医。不仅如此，虽然同样的职称，同样的专业，但医生之间的医疗水平差异乃至不同的专长都是有目共睹的，病人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医生也是医学发展到现在情理之中的事，一个病人对医生的信服，对其疗效至少可以有20%的影响……针对这些情况，以取消“点名挂号”的统一办法，在另一个角度就等于把病人又送到了“号贩子”手中，达不到这一新政出台的良好初衷。

　　怎么才能使医疗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市场杠杆，经济调节肯定比人为调控更有合理性，具体说，可以通过提高名医的诊疗费来减少“小病大看”的人群，对那些急需专家的病人来说，适当提高的诊疗费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一个号贩子倒号的费用一般都三百元以上，远在名医的收入之上，之所以可以这样加价，是因为名医的规定挂号费一般只有14元，这样的低价就给了号贩子加价的空间。那么，何不直接提高挂号费，减少“号贩子”的加价空间，对那些确实需要专家看病的病人来说，这样的挂号费并没有使他们的付出增加，同时还减少了中间倒号环节的存在可能。当然了，更好的结局是在增加诊疗费用的同时，降低药价，使民众看病的总钱数不变，达到“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效果。

　　以北京为例，目前医保的广泛覆盖已经使大多数的北京人看病可以按一定比例报销，有这么个优越的背景，可以在民众的看病支出没有更多变化的同时，完成医疗收费的结构调整，这样做，既减少了“号贩子”的生存空间，也减少了“以药养医”的常年顽疾，更是解决看病难，挂号难的治本之法。(佟彤)

　　挂号改革还需“精确就诊”

　　如果不能让病人看到改革的好处，如果不能在改革后更好地实现“精确就诊”和“合理分配”，这样的改革也必然难以得到认同，仍会走入改不改一个样的死胡同。

　　挂号不再选医生，而是选专业和职称，医院再进行分诊……这是6月1日开始，北京20多家三级医院推行的“不点名挂号”。而在今年年底前，北京市51家三级医院将取消点名挂号。

　　当前，医疗资源的稀缺，在很大程度上是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而挂号难、看病难，也可以置换为上好医院难、看名医生难。在健康这个语境下，“专家崇拜”也好、“名院崇拜”也好，都可以理解。缓解看病难的问题，也就相应成为如何分配以“专家号”为代表的优质医疗资源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不点名挂号制度的初衷不错，设计也未尝不合理。医院更专业的分诊，可以避免病人“自我诊断”和“自我选择”的误区，实现病人的“精确就诊”、资源的“精确分配”，确能实行，好处显而易见。

　　然而，也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精确的导诊，“该看专家的没有看上、不该看专家的反而看上了”的问题，同样会存在。而如果不点名挂号，只是使“看上专家”由原来的“拼时间”“拼精力”“拼人脉”变成“拼运气”，虽然可能更为公平，但也难说合理。实际上，不点名挂号让医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无疑是对整体就诊制度的一个挑战。

　　在变“病人选医生”为“医生选医生”之后，医院责任更重的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在当前的医患关系环境中，这可能意味着医院付出更多精力，真正把自己定位在“服务者”的角色。否则，不仅可能损害到病人的选择权，也有可能制造出更多的医患冲突。一些医院已经开始推广的专家团队就诊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专家坐诊的关口前移，无疑是很好的尝试。但如何保证这样的“专家团队”不成为又一种稀缺资源，可能还需进一步探索。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毛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社区转诊患者享优先就诊权”。这是不点名挂号的一个重要补充制度，实际上是将初诊交给了社区医院，使得病人在社区医院就完成了第一次筛选。在这样的情况下，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也必然会更为合理。

　　但问题是，目前，由于认知度低、投入不足、未纳入医保等种种原因，社区医院往往门庭冷落。而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之下，所谓的“社区首诊制”“双向转诊”等，也难以实现。这种状况的改变，无疑需要更大范围的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改革也是一个培养信任、形成认同的过程。小到挂号方式的改变，大到医疗体制的改革，都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更需要患者的参与和认同。从记者的调查情况来看，号贩子猖獗、特需号成“新宠”、实名制难实行等问题，仍然存在。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需要时间，但也难免会耗损对于改革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让病人看到改革的好处，如果不能在改革后更好地实现“精确就诊”和“合理分配”，这样的改革也必然难以得到认同，仍会走入改不改一个样的死胡同。

　　可以说，对于不点名挂号等改革措施，设计者们同样需要进行“精确就诊”，把脉出其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才能真正把改革导向医生、患者、医院和社会多赢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