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男，1970年生，1993年4月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98年9月因犯脱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0年12月刑满释放。因涉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于2005年6月24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某，男，1960年生，1991年1月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94年4月刑满释放。因涉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于2005年6月24日被逮捕。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李某、王某等人犯贩卖、运输毒品罪、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李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全部予以否认。其辩护人提出，指控李某犯罪的证据不充分。

被告人王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前四次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只能认定最后一次贩卖、运输毒品5700克；王某不是主犯，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请求从轻处罚。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4年10月，被告人李某邀约被告人王某及蒋某（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共同策划贩卖、运输海洛因。同年11月，李某邀约龙某（在逃）运输海洛因。此后，李某前往云南省将王某介绍给境外毒贩“小杨”（在逃），并与“小杨”商定购买海洛因的价格，形成了以李某为首，王某、蒋某、段某（同案被告人，已判刑）、龙某等人参加的毒品犯罪集团。2004年12月，在李某的安排下，王某以3.5万元的价格从“小杨”处购得海洛因两块约700克，在瑞丽市交给龙某运回重庆。段某、刘某（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各自携带1块至龙某、刘某家中。李某当晚将海洛因取走。

2005年1月下旬，在李某的安排下，王某以14.8万元的价格从“小杨”处购得海洛因8块约2800克，在瑞丽市交给龙某运至昆明市，再由王某携带至宜宾市。蒋某、段某驾车将王某及该8块海洛因从宜宾市接回重庆市。

2005年2月，在李某的安排下，王某以74万元的价格从“小杨”处购得海洛因40块约14000克，在瑞丽市交给龙某运至昆明市，再由王某携带至盐津县交给蒋某带至宜宾市，由段某驾车接回重庆。

2005年3月，在李某的安排下，王某邀约其弟王金国（同案被告人，已判刑）接替龙某运输毒品。

2005年5月月初，在李某的安排下，王某以7.4万元的价格从“小杨”处购得海洛因4块约1400克和仿制式手枪3支、子弹12发，在瑞丽市交给王金国运至昆明市，再由王某携带至盐津县交给蒋某带回重庆。蒋某将该4块海洛因出售后，得款21万元，自己分得2.5万元，并将3支手枪、12发子弹交给李某。

2005年5月中旬，在李某的安排下，蒋某将收取的毒资中的4万元分给王某，将余下的毒资14.5万元及从李某母亲蒋某处取得的 15.1万元共计29.6万元交给王某。王某用该款从“小杨”处购得海洛因16块共5700克后，在瑞丽市交给王金国运至昆明市。5月20日下午，王某携带该16块海洛因在昆明市新南站准备乘车前往盐津县与蒋某会合时，被公安人员抓获，海洛因被当场查获。经鉴定，该5700克海洛因的含量为70.2％。

被告人王某被抓获后，主动供述了按照李某的安排，从“小杨”处购得仿制式手枪3支、子弹12发并带至盐津县交给蒋某运回重庆的事实。同年5月25日，公安机关查获了上述手枪和子弹。经鉴定，该3支手枪均系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制式枪，具有杀伤力；12发子弹均系制式“五一”式7.62毫米手枪弹。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组织、领导毒品犯罪集团贩卖、运输海洛因5次共约24600克，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指使他人非法运输仿制式手枪3支、子弹12发，又构成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李某系首要分子，又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并数罪并罚。被告人王某参加有组织地贩卖、运输毒品海洛因5次约24600克，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非法运输仿制式手枪3支、子弹12发，又构成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应数罪并罚。王某系主犯，对所犯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有自首情节。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李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万元；犯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万元。

2.被告人王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犯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提起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李某、王某犯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不当。李某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且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原审法院以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万元，量刑适当。王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其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的事实，可认定为自首，对该犯罪依法从轻处罚。王某最后一次贩卖、运输5700克海洛因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主动供述了前4次贩卖、运输海洛因约18900克的犯罪事实，属于坦白同种罪行。王某提出其有立功表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王某贩卖、运输海洛因的数量特别巨大，原审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量刑适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刑初字第193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中对被告人李某、王某贩卖、运输毒品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2.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刑初字第193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中对被告人李某、王某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的定罪量刑以及数罪并罚部分。

3.上诉人李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万元；犯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万元。

4.上诉人王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犯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

宣判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李某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有组织地贩卖、运输海洛因24600克，被告人王某积极参加犯罪集团，参与贩卖、运输海洛因24600克，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李某指使他人非法购买、运输枪支、弹药，王某受李某指使非法购买、运输枪支、弹药，其行为又均构成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李某组织、指挥犯罪集团贩卖、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负责。李某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王某积极参与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贩卖、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系主犯，且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刑后又犯罪，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惩处。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王某被抓获后主动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贩卖、运输海洛因约18900克的事实，经查，王某系在同案被告人段雪梅、刘莉、蒋某等人归案后，公安机关已经掌握其还有其他毒品犯罪尚未完全交代的线索，再次提讯的情况下交代的，并非主动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同种罪行。王某虽能如实供述罪行，但因其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二审判决对李某、王某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①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核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渝高法刑终字第306号维持第一审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万元，与所犯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五年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万元；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与所犯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的刑事判决。

二、主要问题

幕后起组织、指挥作用的毒品犯罪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的，如何认定其犯罪事实？

三、裁判理由

当前，毒品犯罪的组织性、隐蔽性日益增强，一些犯罪分子千方百计掩盖罪证，到案后拒不供认罪行，试图逃避刑事处罚。虽然被告人供述是重要的直接证据，可以全面、具体地反映案件过程，并为收集其他证据提供线索，但在没有被告人口供的情况下，通过严格审查判断其他证据，形成证据体系，也可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

本案是一起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的重大毒品犯罪案件，第一被告人李某归案后拒不供认其犯罪事实，法院根据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同案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定李某为牟取非法利益而建立了多人参加、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以遥控指挥方式多次贩卖、运输毒品海洛因共计24600克的犯罪事实。

首先，认定李某组织、指挥第五起贩卖、运输毒品事实的证据较为扎实。主要体现在：（1）查获了王某携带的5700克海洛因，这是关键的客观性证据；（2）同案被告人王某、蒋某（系李某的舅舅）均供述毒资系李某提供，李某的母亲蒋某也证实李某叫她拿钱给蒋某，这足以证明毒资系李某提供；（3）同案被告人王某、蒋某供述李某安排王某用专门的手机号与毒犯“小杨”联系购买海洛因，后蒋某按照李某的安排去接应王某，而公安机关调取的通话清单证实“小杨”使用的手机号在5月5日至23日间与王某通话4次，与李某通话18次，此外无其他通话记录，这间接印证李某在购买毒品中起了指挥作用。因此，根据这些主要证据及其他辅助证据，完全可以认定被告人李某在幕后组织、指挥了第五起犯罪。

其次，本案前四起贩毒事实因时过境迁，未能查获毒品，但根据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和有关证人证言等证据，也可以认定。主要根据如下：（1）同案被告人王某、蒋某、段雪梅、刘莉、王金国的供述，证实他们在贩毒过程中按照李某的安排担任不同角色，王某负责购买毒品，先后四次从毒犯“小杨”处购买毒品，由龙某、王金国、王某、蒋某等人分段运输到重庆。各被告人所供购毒时间及地点、毒品来源及数量、运毒路线、运毒方式等内容均相互吻合，清晰地证实了四起由李某组织、指挥的贩毒事实。（2）公安机关调取的通话清单，证实在该四次贩毒期间李某与王某、蒋某等人进行了通话。（3）证人赵某证实2003年1、2月李某在云南瑞丽联系上了毒贩“小杨”，商谈了购买毒品之事，并与“小杨”互留了手机号。这可印证王某所供经李某介绍从“小杨”处购买毒品的事实。（4）第五起被查获毒品的事实，对于印证前四起贩毒事实也有一定作用。

综上，虽然本案第一被告人李某归案后拒不供认所犯罪行，但通过以上证据分析仍能够认定其邀约、遥控指挥其他被告人先后五次贩卖、运输海洛因的犯罪事实，达到定案的证明标准，法院据此对其进行定罪处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