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及相关罪名的理解和辩护

(2014-06-15 13:21:36)

随着时代发展，贪腐案件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使用多种手段对其行为进行包装和辩解，贪腐行为有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通过亲属、朋友等特殊身份关系的人间接收受他人财物，就是其中一种。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惩治腐败，司法机关根据新的形势不断推出新规定，扩大对受贿行为的打击范围，挤压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07司法解释”）确立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2009修正案”）更是进一步确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新罪名。

这两部法律文件一脉相承，步步推进。

2007司法解释将“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分为两类：1、国家工作人员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特定关系人”的，认定为受贿；2、“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的，则为受贿共犯。由于受贿罪对言词证据极度依赖的特殊性，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侦查机关很难获得充分的证据。

为加大打击力度，2009年修正案则将“特定关系人”从受贿罪中剥离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新的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不以“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为前提，只要借助了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不论是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的职权，还是其可以影响到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都构成该罪。从中可以看出，反腐已经伸向了以往没有触及到的权力死角。

2007司法解释中对“特定关系人”的表述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2009修正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则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由此可见，后者对打击范围做了进一步的扩大，并不限于“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只要“关系密切”，都符合该罪的主体要求。

2007司法解释从“感情、利益”的角度圈定“特定关系人”的范围，而2009修正案则从“密切”的角度来圈定犯罪主体，一方面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使得办案机关对主体身份的认定具有了更大的弹性。

按照2007司法解释的表述，“特定关系人”的范围除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和情人之外，其他人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共同利益”关系。这种共同利益，不限于经济利益，例如共同投资人、债权人、债务人等有经济联系的人，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利益。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也有着多种多样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精神方面的利益等等。虽然“利益”的范围很广，但是“共同利益”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认定。

“特定关系人”的表述虽然已经比较宽泛，但是仍然不够全面，不能适应复杂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办案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手脚。举例来说，“特定关系人”既然是近亲属，那么，远亲属、邻居、同学、老乡等等，如果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形成“共同利益关系”，没有通谋和利益输送，就不包括在“特定关系人”的范围之中，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现实生活中，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获取请托人财物的，邻居、同学、老乡等非“特定关系人”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关系密切的人”作为受贿犯罪的主体，有其必要性，但是也有其不确定性。何为“密切”？是根据见面次数，还是通话、通信次数？从同学关系而言，同班、同届还是同一个学校？从邻居关系而言，住在隔壁是关系密切，住一个单元、一个小区算不算密切？很显然，是否“密切”的认定标准，完全掌握在办案人员手中，被告人无从抗辩。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并未参与其中，“利用影响力受贿”与“行贿”、“诈骗”往往难以区分。

贿赂犯罪的成立，不以请托事项“办成”为前提，“利用影响力受贿”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打着与某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旗号，收受财物，办理请托事项。如果此人确实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密切关系，但是请托事项没有办成，且没有退回收受的财物，如何认定行为性质？司法实践中，往往将此类行为当做“诈骗罪”打击。很显然，这种处理方式存在很大争议。

诈骗罪的前提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除非嫌疑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确实不存在任何关系，否则，不能以“请托事项未办成”的结果，来推定其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只要能证明嫌疑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嫌疑人通过这层关系收受请托人财物，要么是作为中间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要么是避开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其影响力办理请托事项。无论请托事项是否办成，其行为构成的是贿赂犯罪而非诈骗罪。

罪名不同，导致量刑的明显差异。诈骗罪的刑期为：数额较大3年以下；数额巨大3-10年；数额特别巨大10年以上或无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刑期为：数额较大3年以下；数额巨大3-7年；数额特别巨大7年以上有期徒刑。行贿罪的刑期为：数额较大五年以下；数额巨大5-10年；数额特别巨大10年以上或无期。

虽然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在这三个罪名中的标准不一，而且有时会做调整，但是很显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行贿罪面临的处罚，相对而言比诈骗罪要轻。如果是行贿“未遂”，量刑很可能在三年以下，经过努力，甚至有可能取得缓刑、不起诉的结果。

量刑差异为律师的辩护工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如果对此类“诈骗案”准确定性，请托人不但不是诈骗案的“被害人”，甚至是贿赂犯罪的行贿人，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这个角度，可以对其形成一定的牵制。被告人到底是“利用影响力受贿”，还是作为行贿犯罪的共犯之一，未能实现行贿目的，需要根据事实和证据再做进一步确认。

此类“诈骗案”在立案之后的纠错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诈骗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则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犯罪的侦查权往往关系到办案单位自身的利益。办案单位可能不愿意将案件移交给有权侦查的机关。这对律师的办案技巧、沟通能力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014年6月15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