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自有恶人磨

文|饶金祥 福建厦门

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昨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去年一个案子的当事人陈师傅来电。陈师傅告诉我第二次手术完成的很顺利，并且告诉我他的儿子今年被集美大学录取，从电话那头传递过来满心欢喜。与我寒暄几句之后，陈师傅说让他的儿子给我带了一些老家的土特产，我连忙要推辞，但是他告诉我说已经将自己的小孩送上火车，正在从四川赶往厦门的路上。

我表示感谢。接着他继续说，之前那个案子的被告，也就是雇佣陈师傅干活的邓某，一个多月之前被人打进了医院，事情起因也是因为雇佣别人干活，被雇佣的人受伤了却想千方百计洗脱干系，惹怒了伤者的家属，被伤者的大儿子一棍打断了好几根肋骨，当然，打人的少年已经被刑事拘留，只是这件事让陈师傅回忆起前年的事情，仿佛这个打人的少年是为他出了口恶气，只是可怜少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陈师傅的叙述之中，我也逐渐回忆起陈师傅去年这个案子的细节。很遗憾，这个案子尽管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并没有取得一个较好的结果，甚至令我有些难以启齿。

2014年8月份陈师傅开始跟着邓某做工，邓某巧舌如簧四处揽活，陈师傅忠厚老实但表达能力不行，他和几个工友长期跟着邓某，本来大家都是和谐共处，各取所需。8月下旬陈师傅在安装铁栅栏时从高处跌落，导致腰椎爆裂性骨折，手术花费了五六万元，这还不包括一年之后取除钢板的费用。发生这类事故，陈师傅原本与邓某好不错的关系一下子降到冰点。

邓某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还默默地地去支付医药费用，但是眼看着费用越来越多，或许他也咨询过法律工作者，发觉自己就算将这个工地上赚到的利润全部贴给陈师傅，仍然不足以赔偿这次事故的损失。此时他翻脸了，电话也不接，经常失联。陈师傅老实巴交，觉得自己受伤邓某已经支付了四五万医药费了，就没再说话，自己把剩余的医药费全部交了。

出院之后一两个月，当时已经是2014年12月底，陈师傅腰椎上仍然有钢板在体内固定，不能长久站立或者行走，但是邓某仍然对他不闻不问。不得已，他联系到我们咨询这个事故的相关赔偿事宜。

经过了解，我们发现陈师傅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与邓某存在雇佣关系，受伤的时候没有报警，是邓某直接用车子载到医院。找到我们的时候，时间经过四个多月，当时建设栅栏的工作早已完成，陈师傅有一个唯一认识的同样给邓某做工的老乡，那个老乡胆小如鼠，也不敢出来指证（虽然我也知道一个证明人完全不顶用，但是总比没有好）。邓某心肠不佳，陈师傅与他这个老乡在工地上的工资，因为发生了这起事故，也一分钱没给。

考虑到证据的一穷二白，我们建议陈师傅通过电话录音取证，在我们办公室陈师傅拨打了五六次邓某的电话，终于拨通，但是不等陈师傅说话，对方就很不耐烦也直截了当地说“不要给我玩录音那一套，我明明白白地说，你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不要赖到我！”。显然邓某已经深得其他法律工作者提点，处处提防。如此一来取证难上加难。

随后几天我也指引陈师傅去司法局、警察局和信访局等找相关人员求助，虽然我知道他们根本不管这些，但是只求碰个运气，或许哪个局的领导恰好过问，机缘巧合之下可以间接获得一些有用的证据，但是陈师傅吱吱呜呜，根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于是向行政部门求助的救济途径宣告失败。

时间一拖，日历马上翻篇，进入2015年，年前陈师傅经过慎重考虑，不管如何都要打这场官司，就算是输了也要打。不得已之下，我们只提交了住院的病历材料，如出入院记录、诊断证明以及出院发票等，用以证明受伤的事实。

可是受伤的事实存在，但是拿什么证明与邓某的关系？那什么证明这个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受伤导致的？

立完案子之后马上就要过年了，法院也已经把案子开庭时间排到年后。

过完元宵之后几天就是开庭时间，突然我们接到一封法院的快件，才得知邓某提了管辖权异议。业内人都知道，这是明显拖延时间的手段。不过陈师傅虽然心里着急，但是从未在我们面前表露，只是显得非常难受，情绪很复杂。

法院在一个月左右之后通知我们领取裁定书，理所当然地驳回了邓某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并重新确定了开庭时间。在领取裁定书的时候，法官让我留下来聊聊这个案子，法官告诉我他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果然法官心里明镜一样，但是法官也告诉我，打官司没有任何证据，若是对方全盘否认怎么办？接着法官就向我“传授”一些调查取证的常规套路，听完之后我无奈苦笑，我告知法官，先前也尝试了这方法取证，但是显然对方有咨询过法律人士，均告无功而返。法官听后默然无语。

开庭当日，法官竭力要求双方和解，我明白法官的苦心，便说服当事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预期，不妨调解结案。

但是事情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邓某是吃定了我们，在法庭上近乎咆哮，其“律师”（后来得知他是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只是一直声称自己是律师）也提出要反诉陈师傅，要求陈师傅归还邓某支付的四万余元医药费，声称这个是借给陈师傅治疗的费用。

法官无奈，草草收兵。

几日之后，法官打了我好几通电话，告诉我这几天他仍然在努力做对方工作，现在对方似乎有点松口，让我也尽力做一下这边当事人的工作，我满口答应。

但是作为律师，在官司很不利的情况下，即使法官如此“帮忙”，也没法懈怠。开完庭后的一两个星期，我带上当事人继续去工作现场走访，遍寻证人，无果；跑到厦门岛外一个偏远的工地上寻找陈师傅一起干活的老乡，希望他出来作证，无果；带着陈师傅去信访局递交材料，无果；去司法局，无果；去公安局，无果；我拿起电话亲自上阵打通邓某电话希望与之沟通，无果；打电话给对方“律师”，无果。

折腾了很久，我和陈师傅均觉心灰意冷。

梳理这个案子，若是陈师傅在事情刚发生之前立马报警（110或者120均可），或者及早来找我们，在邓某有所防备之前早作准备，我相信事情会好处理很多，但是现在想这个已经为时过晚。在此仅仅提醒阅读到本文的读者，若有切身关切之人遭遇人身损害事故，千万千万要报警，留好证据。

这个案子最终通过可敬的法官向对方做思想工作，邓某愿意再拿出两万余元医疗费，并把陈师傅之前的工资六千余元也结清，只是邓某还在坚持说支付这些费用不代表承认这个事情，自己和陈师傅没有任何关系。对方“律师”嘴里也很不痛快，在嘟囔着什么。本案调解结案，双方不得就此事再起任何争执。

当时我仅仅是辅助办案的律师，没有权限对约定律师费进行任何改变。案子结束之后，我向主任反应了案子的实际情况，所里同意减免律师费用，陈师傅表示对我们的谢意。

为何本文的标题是“恶人自有恶人磨”？本文前面已经谈到，邓某可能是因为在陈师傅的案子上得了乖，以为每个受伤害的老百姓都是羔羊，哪里知道遇到一只野豹子。同样也是一个工人为邓某做工受伤，据说是颅脑损伤，伤情非常严重，邓某一看势头不对，与那位“律师”故伎重演，想要抵赖。

恰好这位受伤的工人有个大儿子十九岁年纪，性情刚烈，在诉讼途径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从工地上找来一根铁棍，带着一腔怒火找到了邓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