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荆楚网报导：

“2015年9月9日上午，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一起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胡**因不服法院二审判决，在收到判决书时，突然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刺向法官，致使4名法官受伤。

案情回顾

犯罪嫌疑人胡**因与十堰**公司存在劳动争议，向十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十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胡庆刚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十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裁决驳回其仲裁请求。胡**对仲裁结果不服，起诉至茅箭区人民法院。2014年5月，茅箭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胡**的诉讼请求，胡庆刚不服判决，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决定维持一审判决，并通知胡**的律师到中级人民法院领取二审判决书，律师则通知胡**前往法院领取。

9月9日上午9时33分，胡庆刚前往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法院门口处，经法院值班法警联系，胡**案主审法官刘*（女）下楼将胡**带至自己在6楼的办公室。在送达文书时，胡**对判决结果不服，突然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具捅伤刘*，后又将刘*同一办公室的审判员郑*捅伤。同楼层的民三庭庭长胡*、审判员刘**闻讯而来也先后被胡**捅伤。”

那么，在此事件中，十堰市法官是否存在枉法裁判的情形呢？由于目前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公布相关判决书和庭审笔录，所以暂时无法判断。

在此，我只想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天，有个当事人，称作A吧，来所咨询。A发生了交通事故，由于听信了肇事三轮车司机愿意协商解决的话，没有报警，结果协商了大半年，现在肇事司机根本就不承认发生了交通事故。协商时，A从未作过录音或录像取证；A忍着病痛，过了大半年才去就医，花去医药费近2万元；同时为了让新农合报销，在向医生口述病情时说的是摔伤，现在问我该案怎么办？

我们分析下这个案件：一、发生事故后未报警，大半年过去了，道路监控早已被覆盖；未作过录音或录像取证，对方完全否认曾发生过交通事故，故交通事故的发生无法证明；二、就算能证明发生交通事故，三周后的骨折医生都会在病历上写为“陈旧性骨折”，故不能证明此次就医与半年前的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肇事司机完全可以说该车祸发生后A又受过其它伤害；三、病历上写的是“摔伤”；这个案件，套用目前流行的一个网络词语就是――“不作，不死”；完全无胜诉可能。

回到十堰市法官被捅这个案件，当事人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是认定劳动关系的一种证据，而非唯一依据，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成立；因此，理论上讲，该当事人是可以胜诉的。那么，他在法律上能胜诉吗？这个要具体分析，由于没有劳动合同，那么当事人只能寻找其它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例如工资卡上的银行打款记录、上岗证、考勤本等等，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考勤本由企业掌握，而且企业可以伪造），一般当事人很难完成这样的举证。就我碰到的许多当事人打官司的流程一般是这样的：一审在法院门口花20－50元写个诉状（他们认为写诉状就等于诉讼的全部），开庭、败诉；这个时候认识到自己不行了，知道要找个代理人，可惜二审又找了个法律服务所的甚至连服务所的都不是的黑代理，接着败诉；然后再审想起来找律师了，可惜这时律师已经无力回天了。然后去政法委、检察院、省高院、市政府门前拉条幅、玩跳楼（闹了大半天也不真跳），骂法官黑了良心、骂律师骗钱（其实你找的黑代理哪是律师啊），总之各种闹……打官司，最重要的程序是一审，比如说证人出庭要提前10天申请（2015年2月4日该条文已被修改），你错过这一点，而这个证人又涉及关键性证据的话，很有可能败诉；而一审程序性的败诉，到了二审几乎无法挽回，律师的水平再高也没办法。

由此，可见：事实真相和法律真相完全是两回事；事实真相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真相是由证据推导出来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辛普森在事实上很有可能杀人了，可法律认为他没杀人，因为杀人的证据由于警方取证不当都被排除了。

如果说辛普森杀妻案离中国人比较远的话，那么看看去年发生在DW法院SJ法庭的一个真实案例：律师G代理六个劳动者（原告）的劳动争议案件，法庭向该律师邮寄送达了传票，但该律师在没有向法庭请假、申请延期的情况下而未出庭，法院裁定原告撤诉。然后该律师采用绝食、上访、谩骂法官等方式，迫使该法庭二次开庭，判决六名劳动者胜诉。依民事诉讼法，原告或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按撤诉处理，而撤诉后，该案已过诉讼时效，在程序上已无法再次启动，即六名劳动者永远不可能胜诉。可该法庭为了“维稳”、为了所谓的“公平正义”、为了所谓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硬是违法再次启动了审判程序，判决六名劳动者胜诉。那么我想问问该法庭：劳动者的“正义”实现了，被告的诉讼权利就不需要保障吗？因为被告是企业比劳动者有钱，就应该承担不利后果？难道该法院的裁判原则就是谁弱谁有理？难道民事诉讼法在该法院的眼中就是一张废纸？本案的正确解决方案是：撤诉裁定不可动摇，告知六名劳动者可向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该律师存在执业重大事故）索赔，并由律师协会对该律师进行行业惩戒。

该案很好的说明了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目前我国给法官制定的工作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判决公平、正义”、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以该案例为例，法院判决六名劳动者胜诉，达到了“判决公平、正义”、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可却公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给法官造成了职业风险，可终身追责；而法官如按照民事诉讼法判决，又违背了“维稳”的政策，仍然免不了处分。所以目前给法官定的工作目标在很多案件中是难以同时兼顾的，法官的工作目标应该是――“程序正义”，这才是在法律上可以达到的目标。正是因为法官的两个工作目标不统一，导致案情基本相同的案件判决结果却不同，案件获得不利结果的当事人会有别人可以获得照顾，我为什么不能的想法，不照顾我我就拉条幅、玩跳楼、撒泼打滚……法官不就范的话我就拿刀捅你！而不解决法官的工作目标问题，法官在工作中将无所适从，获得不利后果的当事人也难以获得心理平衡，法官被伤害事件也绝不会是最后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