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 ,作者系UW-Madison Law School研究生善泽。
一、一个与律师无关的故事
那时候我尚在读小学，某日在祖母家吃饭，母亲从家中打来电话，让我把落在祖母家的挎包一并带回家。那时候年幼贪玩，到了家门口却迟迟不愿着家；在小区里的小卖部逗留良久，方才收了玩心。到家后父母问起挎包何在，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玩耍时早已忘了挎包，两手空空回的家。家人在小区内数番询问、查找，均无所获。因为包内装有在当年数额尚不算小的钱款，父母最终决定报警。
我并未见到任何一名警员。只依稀记得，楼下停着的警车并没有如电影中一般呼啸着警笛、闪烁着警灯。但或许因为我胆小，只感觉那原本轻松喧闹的小区，仅因这一辆漆着国徽、涂装标准的桑塔纳，便肃杀了起来。
警察应该是与父母交谈后确定了嫌疑人。因为我告诉父母，当时在小卖部里逗留的时候，小区内一名高中（或者职高）学生也在店里购物；或许就是他顺走了挎包。他是一名所谓的“问题学生”，与我家住同一栋楼。他学业不佳，游手好闲；小区里的孩子，都自觉地绕开他走。其实，我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在店里看到的人就是他；但父母不断催问，兼之羞愧与焦虑作祟，这一模糊的印象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警察走后，我陪父亲下楼时曾瞥见他从门缝中探出的双眼。那一刹那，我心中发悸——料想他会恨我至极。但当我们的眼神真正接触时，我读出的虽有怨怒，更多的却是恐惧。或许，他当时真在现场，但可能只是去为了买一包香烟，一罐啤酒，未曾从店里拿走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如今，警车停在楼下，警察找上了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嫌疑人”。
事后我从父母那儿听到了一些细节。当时，警察向他了解情况，他也承认的确见我在小区内拎着挎包玩耍。但不久，问话就不再继续。母亲不解为何中断调查，父亲说：警察再问下去，这年轻人就崩溃了。
调查最终不了了之，父母决定自担损失；母亲没有怪我贪玩，埋怨起自己大意。这个孩提时的故事，虽令人五味杂陈，所幸并未酿成任何令人痛惜的结果。
二、我们都可能是“他”
此间，这个少时的故事把我摁在书桌旁，让我刚敲打完几行字后，又迫不及待地删去它们。我的焦灼与踌躇来自一个看似无比简单的问题：如果“不要冤枉好人”尚仍是这个社会最稀松平常的共识，为何彼时我却在并无把握的情况下指认他？如果当时他拒绝承认自己曾出现在现场，而父亲又一口咬定我不会撒谎，事情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诚然，那时我尚年幼，在当时情势之下脑子难免一团浆糊。但试问，今日成年甚至饱受教育之人，在不幸面前，在急迫与焦虑之下，是否能坚守“无罪推定”、又能担保自己不会为了追寻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来安抚自己的痛楚，竟将罪责的风险撒向他人？不如承认吧：当突如其来的厄运让我们感到窒息之时，他人的清白与权利，于我何干？若找不到凶嫌、彰不了正义，那受罪之人，何以消恨，甚至何以瞑目？
不错，很多信仰正义的良善人士，往往习惯于这种自我暗示：我是好人，我（或我的世界）与这些“坏人”根本无关；若那些“坏人”真是清白，警察何故拜访。
或许这位“问题学生”，也有此想。出于“我是好人”的自信，大方地承认曾经看见我拎着挎包在小区内玩耍，也承认自己出现在了可能的案发现场。但是，当他在警方的盘问中意识到自己竟成了可能的“嫌疑人”，当他发觉到那座原本遥不可及的庞大机器竟突然锁定了自己时，仅仅是紧张、委屈与恐惧，就轻易地剥夺了他辩白与反抗的能力。
在今天这复杂而纷繁的社会，我们都可能成为他。难道不是吗？我们都可能遇到一部关于罪与罚的剧本，原本以为自己只是看客，却不想自己不但成为主角，而且那些看似显然的自我暗示与自信，都成了荒诞的笑话。
三、从救济到救赎
原始纯粹的正义诉求，是鼓舞公权力最好的催化剂。在媒体压力、受害人催促下，再加上“命案必破”、运动执法的压力，受害人的一句血泪控告，可能会是警方最依赖的侦破线索。脆弱的人性与冲动的公权力结合，构成了吊诡的正义叙事。一旦逞凶除恶成了最高道义，同态复仇的粗陋与任性便为人熟视无睹，而为套取证词而突破文明底线的种种手段，也成了正义的应有之义。在这种叙事之下，任何嫌疑都能坐实罪名，任何疑案都能办成铁案；也是在这种叙事下，成就佳话多少，神探几何。
回念那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里令人扼腕的冤案，无不书写着受害人悲恸与公权力神勇的故事；当“罪恶”被绳之以法、正义得彰的那一刻，只听得到依循体制给定的路子获得的欢呼，却寻不着嫌疑人发自肺腑的忏悔。
《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第四季第六集中，被诬毒杀国王的侏儒贵族Tyrion Lannister众叛亲离，百口莫辩。一场庭审下来，指控如箭雨，观者如看客；无人为他辩解，更无人替他呼告。因绝望而丧失理智的Tyrion最后“坦白”陈词：
“我并没有杀害Jeffery（被毒杀的国王），但我真希望那是我干的……
我真希望我是你们眼中的那头怪兽，我真希望我有足够多的毒药来毒杀你们每一个人。我乐意用我的生命为代价，看着你们每个人吞下它……”
比受害人遭受痛楚更不幸的，是痛楚被武断地转嫁，并变得更加暴烈。比正义未能轻易实现更令人不安的，是正义被粗暴地描绘，并显得更加苍白。
因此，也许在体制的救济外，或许我们更需要一股理性、温和而又执着的力量，帮助我们完成一次自我救赎。它不仅要矫正不义，更要抚平痛楚。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力量，而它又偏偏不是来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是奉人行善的佛陀；那么，也许站在公权力对面的律师们，能在令各方心悦诚服的公正庭审中尝试着播下这种力量的种子。
有了这种力量，我们虽然不能避免痛楚降临，我们却能阻断它的蔓延；我们虽然不能保证正义的永固，却更能确保它的精致与确实。这样的救济，对受害人、对犯罪嫌疑人、对整个社会，才算是真正的救赎。
显然，律师不是答案的全部；但至少我们终于开始回答，为何我们需要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