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审计介绍 --- 澳大利亚审计（二）

<br>　　你这个案子，我今天又认真分析了一下，确实比较棘手，我再谈谈我的理解吧，供你参考。 <br>　　吴某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张、杨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宣告合同无效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只能是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所以吴某是否具有资格起诉要求确认张、杨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这是有争议的。我同事认为吴某不能请求宣告合同无效，而只能适用《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撤销张、杨之间的赠与合同。因此，法院应该驳回原告起诉，后面的一些列问题都不存在。 <br>　　但我认为《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这种情形是一种例外，这里的第三人可以起诉要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也可以主张撤销合同。所以，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吴某可以选择主张：1，张、杨恶意串通，损害它的利益，该赠与合同无效；2、杨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吴造成损害，无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赠与行为。通过上述分析，吴某是否具有宣告赠与合同无效的权力是关键！如果他没有这个起诉的资格，自然应该驳回他的起诉；如果吴某有资格请求宣告赠与合同无效，他就可以在起诉时选择是主张赠与合同无效还是撤销赠与合同。 <br>　　在这个案子中，无论是当事人、法官还是我，都受到了原告的误导。原告起诉只是要求确认房屋的赠与合同无效，99年4月的生效调解书只是作为证明吴某权利受侵害的证据使用。你们的债权债务之争已经由99年4月的生效调解书予以确认，而且吴某和杨某之间的生效调解书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同一个债务纠纷不能两次审理。吴某在执行阶段发现杨某有财产可供执行，他可以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执行杨某的财产即可。法院审理这个案件，只需要审查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既可：1、原告吴某是否具有请求法院宣告张、杨赠与合同无效的资格，即原告是否是适格。2、张、杨签订赠与合同是恶意串通的，即使是恶意串通，是否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你说过杨当时除了房产还有其他财产）。法院审理完后，只需要作出确认赠与合同有效与否的判决。整个案子的两审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br>　　1999年4月5日，吴某和杨某达成调解协议，不论在此之前是否有被胁迫的行为，也不管调解书的计算是否有误，杨某签了调解协议就视为认可了欠吴某9.3万元这个事实，法律上认为杨某是对自己权力的放弃，并不干预。99年4月5日的调解书是由法律效力的，也是具有执行效力的。后面的诉讼中，没有必要在对已经经法院确认过的债权在举证的证明的道理。 <br>　　这个案子肯定有些问题。比如，在执行阶段对政局进行鉴定、法院把证据遗失、低价变卖房产等等。最起码你可以从法院执行你房产是低价出卖为切入点维护你的权益，你看看法院在变卖房产的程序上是否有过错或者瑕疵。你看看一审的诉状中吴某提出的到底是什么诉讼请求？在你的讲述中，法院一审时撤销赠与合同，二审判的是撤销原判，确认赠与合同无效。我说过，吴某是否可以主张合同无效是有争议的，你可以打听一下你们当地的法院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可以帮助你判断。 <br>　　现在在回答你今天提出的问题。1、吴、杨债务履行合同的成立时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99.4.5的调解书已经确认所有的债权关系。2、依照合同法第74条和75条的规定，吴某向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第55条的撤销权是另一回事情。3、99年9月30日吴某收到杨某9.8万元的收条虽然没有些年份，但结合证人的证词，按理说可以认定还款的事实。因为是杨某主张已经还了9.8万元，举证责任我认为在杨某一方。本案的问题可能是一审、二审认定事实不清楚。4、本案吴某主张的是张、杨恶意串通损害他的利益，所议张、杨的房屋赠与行为是否损害了吴某的利益才是关键，杨99年时有财产就不存在损害吴某利益的问题；杨2001年有财产，吴某完全可以申请执行，也不存在损害吴某利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