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答辩状

　　答辩人(本案第二被告)WZL针对原告Wb的起诉，提出书面答辩意见如下。

　　一、关于举证期限。

　　我(答辩人)收到原告的诉状时，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证据。在开庭时原告突然出示证据，使我无法做到充分的辨认和答辩。直到今日，法院仍然没有转给我原告的任何证据副本。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影响了我正常行使答辩权。我认为，法院在立案时没有要求原告必须提供证据、并按照被告的数量提供证据的副本，有程序上的过错。这一过错也影响了答辩人的诉权。

　　虽然依照法律规定，原告可以在开庭时递交新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但是，原告递交的、在当庭请求质证的不是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而是在起诉书中应该附录的证据。因此，我认为，要求我仓促质证，是不公平的。

　　我认为，在开庭时原告递交证据，法院完全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原告逾期举证为由，不接受原告的证据、不进行质证。现在我也知道我有权利拒绝进行质证。但是，因为我的法律知识很欠缺，接受了质证。这是很遗憾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质证和答辩质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现在，按照公平的原则，我请求：

　　(一)、请求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责令原告将提交给法庭的全部证据(复本)同时递交给答辩人一份。

　　(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给予举证期30日。

　　(三)、请求在答辩期内允许答辩人补充证据。

　　(四)、在答辩期内，如果答辩人(本案被告)认为需要提起反诉，请求法庭考虑反诉请求。

　　二、协议有效。

　　答辩人(本案第二被告)认为，答辩人和第一被告(Wy)之间在2004年4月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

　　(一)、合同是否有效，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进行判断。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本协议没有上述的情形，因此是一个有效的协议(合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法律规定的第五项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个规定排除了部门规章和其他低阶位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从一般的民事行为来看，行为是否有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了七种无效民事行为。本协议不属于这些无效行为，因此，本协议是一个合法的民事行为。

　　所以，答辩人认为，合同是合法的合同、是合法的民事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原告诉请“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在原告的诉状中提到“国务院的相关法规”，没有具体所指。答辩人认为，这也说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原告的诉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三、对原告逾期递交第000000号房产证的意见。

　　(一)、房产证的填发日期是2007年6月19日。也就是说，这个房产证可以证明，从2007年6月19日起，原告取得了协议房屋的产权。这正说明，原告在2007年6月19日之前没有产权证明。

　　(二)、既然原告提交的房产证已经证明了2007年6月19日之前原告没有产权证明，就应该作出结论，原告对协议的合法性没有诉权。

　　(三)、通俗的解释。

　　购买二手房过户以后，购买人会拿到一个新的房产证。显然，这时购买人以新的房产证主张：“这个房子从古来就是自己的”，并且要求出卖人退款，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假如购买人提出这样的请求，社会公众会认为购买人的精神是不正常的。

　　现在本案的情况是类似的。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协议签订时，对房屋具有所有权;原告自己的证据证明，后来，也就是在2007年6月19日，才取得了一个所谓的房产证，想以此证明其以前也是房屋所有权人，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我希望法庭对违反常识的请求依法驳回。

　　在这里我郑重告知原告和第一被告：对以欺骗的方式获取00000号房产证的行为，我们必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予以纠正。

　　四、原告应该知道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签订协议、履行协议的事实。

　　原告诉称：“WZL是在明知被告Wy没有房产证且未经实际产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购买该处房屋的。但是，原告对这个事实，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给予证明。无法说明答辩人是怎样“明知”的。

　　相反，原告和第一被告(Wy)是父子关系。从原告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也可以看出，原告和第一被告(Wy)的居住地是相同的，都是“北京市××区HLG三区5 号楼2 门402号”。若说第一被告“未经实际产权人同意”，从常识上看，是不可能的。另外，房屋交付长达四年，接近五年，长期在一起居住的原告对第一被告(Wy)的行为没有任何察觉，也是不可能的。原告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在交付房屋这个重大的事实发生时，从未作出任何反对的表示，对答辩人也从没有主张过任何权利，这就说明原告的诉称，是无稽之谈。

　　在第一次开庭中，审判员曾经询问Wb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工作、哪一年结的婚，等等。我认为，审判员是从公正、公平的角度出发，探求原告是否是否存在“应该知道”的事实。

　　众所周知，法律上的“应该知道”，是一种推定的“知道”。因为，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一方当事人没有证据却坚称对法律事实“不知道”，以此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上规定了“知道”。这个“知道”是一种主观上的表示。这种“知道”是自己承认的，属于法律上的“自认”。所说的“应该知道”、或者是“不应该知道”，是社会公众的判断。如果是社会公众按照正常的思维认为，当事人应该知道，尽管当事人断然自称“不知道”，那么法律仍然以其“应该知道”处理。这就是“推定”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代表的是社会公众的判断力。设置“推定的知道”，目的就是为了制裁 “瞪着眼睛说瞎话”、“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所以，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是社会公众判断力的代表，是公众良心的代表。[page]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答辩人认为，其中“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就是体现社会公众正常思维和社会良知。“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是向社会昭示判决体现了公众的意愿，接受社会的检验、监督。

　　从庭审来看，原告没有具体说明，对这样一大笔巨额财产，自己作为财产的所有权人，是如何进行占有、控制、管领、照看的。没有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何时发现了房屋被第一被告人出售的。也没有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何时发现了第二被告人占有了属于他的财产。没有阐述任何“故事情节”，也没有任何证据反映以上事实是存在的。原告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说明，就不能证明其主观陈述的“不知道”。在没有证据对其主观陈述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其主观陈述的“不知道”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情的，是违反社会常识的。按照我国的审批规则，是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的。

　　答辩人认为，在利益驱动之下，原告违背良心，妄图欺骗法庭，通过法院的错误判决谋求非法的利益，是不能得逞的。我坚信法官能够代表社会公众的正常判断，绝不会故意偏袒一方，滥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四、原告恶意诉讼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答辩人认为，原告恶意诉讼的原因是看到当前协议房屋的价格上涨，希望通过人民法院的判决达到其推翻协议、获取高额利益的目的。但是，答辩人认为，这个目的是完全不能实现的。答辩人相信，人民法院会充分考虑双方的利益和法律的规定，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依法处理本案。

　　前面提到，第一次庭审中当事人一致认为，本案协议签订时，买卖双方是互不相识的。因此，这是一个正常的买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出卖人(本案第一被告人Wy)不可能让利给答辩人。同时，也没有任何理由促成出卖人明知房屋将来涨价，将自己的巨大利益让度给买受人。可知，买受人是以当时、当地正常的房屋价格购买的。答辩人没有任何“占便宜”的可能。答辩人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无权无势，不可能胁迫，也不可能欺诈，更不会仗势欺人低价购买。购买协议房屋时，这里的环境还是比较偏僻、各方面的条件也都不是很便利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经过四年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才出现了今日的繁荣。这种繁荣造成了协议房屋的增值，也带来了利益上对原告、第一被告的诱惑。这是出卖人、买受人事先都没有预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显失公平的立法理念，公平不公平，是以签订合同时的市场情况进行判断的(见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这样规定，既是立法人的观念，也是社会常识。更是法院维护公平的基础。是维护社会交易稳定性所必须的。例如，目前市值甚高的集邮热品“猴票”，面值也不过是5角。如果现在邮政局说“我以5角出售，价格太低”，并以“维护公平”为由，要求以5角钱回收“猴票”，那就不符合社会常识，而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很遗憾的是，出卖人就是想虚构事实，通过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占便宜，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答辩人认为，这样的笑话，在当今的法庭是不会出现的。

　　五、驳原告关于缔约过错责任的观点。

　　即使从原告的立场上看，如果主张合同(协议)无效，在追究缔约过错责任时，第一被告应该是全部责任的承担者。因为，第一被告(原告之父)是否具有处分协议房屋的权利、是否侵犯了原告(第一被告之子)的权利，第一被告才是最清楚的。相比而言，答辩人(第二被告人)作为局外人，对原告、第一被告家庭中的财产关系，无由得知。根本就不可能承担缔约过错责任。原告诉讼的“买卖合同纠纷”，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原告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原告没有诉权。原告请求的应该是第一被告人的侵权责任。按照原告的逻辑，原告只能，请求第一被告承担对原告的侵权责任。答辩人(第二被告人)是善意买受人，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假如按照原告的逻辑去推论，也是答辩人有权追究Wy的缔约过错责任。在答辩人为善意买受人的情况下，第一被告人Wy无法承担返还房屋的法律责任，只能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应该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文件，以当前的市价计算。

　　但是，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非常混乱的，违背了正常的思维。完全搅混了各种法律关系。答辩人认为，这或者是出于无知，或者是出于故意，将正常的、合理的法律推论弄得一塌糊涂、似是而非。其实，起一切观点都是错误的，无法成立的。

　　另外，原告请求第二被告WZL退还房屋却不提让原告之父(第一被告)退还已经收取的价款。难道是打算白白占有答辩人的钱财吗?难道这样的请求也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吗?还有，既然认为合同无效，那么为什么不请求第一被告(原告之父)承担法律责任，仅让第二被告承担责任，这岂不是很不正常吗?因此，原告的请求缺乏公平诚信，是昭然若揭的。

　　五、拆迁安置的惯例。

　　庭审中，当事人一致认为，争议房屋是因拆迁安置兴建的。按照当前的征用农村土地、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的惯例，一切合同都是和家庭的家长签订的。当初，家长有申请宅基地的权利申请建设房屋的权利，相应的也就有协议约定相关拆迁利益的权利。本案的基本事实，也是如此。基于这个惯例，答辩人向法庭提出了由原告、第一被告举证的申请。

　　从实际出发，原告家庭在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以后，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办理房产登记的手续。这时，才去确定房产证的登记人。此前，从法律意义上说，因拆迁所得的一切财产均属于Wy。不属于原告。至于原告是家庭人口之一，包括是独生子女，只是考虑给Wy的补偿因素当中的一个。例如，我们国家没有给“独生子女”本人的照顾，只有对生育“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奖励。在庭审中，原告之父，第一被告Wy陈述的独生子女补助的20平米，也是因为Wy和妻妻子执行了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的鼓励。不是因为原告自己执行了计划生育，阻止了其父母再生育，使自己成为独生子女。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实吗?试问：“你妈、你爸计划生育了，和你原告有什么关系?”将父母应该得到的奖励，通过混淆法律关系的方法，用以加强原告的权利，也是很可笑的。[page]

　　在正式办理房产证的时候，Wy指定登记人的名称为原告Wb，是在协议出售房屋之后。这就是Wy故意违约、故意违法、故意制造纠纷。有鉴于此：

　　六、答辩人保留追究第一被告刑事责任的权利。

　　如果原告坚持其诉讼请求，实际上就是原告认为其父(第一被告)和答辩人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其父亲以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答辩人购房款的行为，这正是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

　　因此，答辩人认为：在民事诉讼中若原告取得了胜诉，答辩人将依照民事判决书向检察机关请求追究第一被告(原告之父)的刑事责任。另外，如果侦查获得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在骗取答辩人房款中，包括签订购房协议、办理房产证、起诉要求答辩人退房中，第一被告人和原告是通同协力的，那么，原告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诚然，法律科学是高深的科学。没有经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是难以掌握的。即以房屋买卖、拆迁等等，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著书立说，洋洋洒洒的形成宏论。这给法律专业人士提供了广泛活动舞台。因此，一些居心不良的人也在试图将法律演化成恶意诉讼的道具。但是，当今的法院、当今的审判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日益提高，将法律当作实现不法目的的道具，是难以实现的。法院不会在大天白日之下，作出让群众无法接受的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述，无论判决的法理依据多么的高深，从社会常识来说，必然是简单明了的。这样，判决才是构建良好社会风尚的助力。反之，如果出现了违背“天地良心”的判决，就绝对不会“案结事了”。

　　答辩人认为，法官一定会维护社会诚信，不会支持狡诈、唯利是图、巧取豪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