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企业改制与地方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权力的地方化，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另外， 1980年代後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则相当於乡镇村组的一种“地方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组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由於改革开放後辖区政府间的竞争意识的不断增强及竞争领域逐渐深入，促使辖区经济主体通过积极的制度学习和制度竞争改善其生活和生产条件。

企业治理制度竞争
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是行政经济的市场化过程。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乡镇集体经济，都属於行政经济。其特点是国有资产或者乡镇集体资产的所有权没有人格化，产权不明晰，产权主体缺位，政企不分。改制也就是集体产权明晰化和民营化的过程。
我国各地方的大规模一次改制发生在 1990年代初，最主要改制形式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的功绩和不足在全国都一样，它不属於一种稳态的公司形式。一旦企业做大或者股东结构发生变化，股份合作制形式就没有了优势，让位于产权更为明晰、产权主体不缺位的其他公司形式。实际上这次改制为以後奠定了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社区服务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企业治理制度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成为我国二次改制的直接动因之一。
那麽，在经济竞争加剧之後，哪些类型的企业绩效较差呢？根据 1995年统计局工业普查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用资产利税率和资产利润率衡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绩效都低於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而且远远低於私营企业。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市场化”（指政府控制成份或程度的减少），其目的在於提高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
如果说改制是一种规则的改变的话，那麽规则的改变不单单是省地市政府开几次会就定下来的。与其说是“上定”，毋宁说是“倒逼”的产物。乡镇集体企业的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基层政府官员等等，实际上都叁与了新规则的制订。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双蠃说
但是，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改制的主要动因是乡镇集体企业治理结构有问题、经济绩效差，但是为什麽地方政府也把那些好企业卖掉呢？
最好的解释仍是分析改制的收益和成本。一般的分析只集中在分析地方政府的收益和成本，而没有将地方官员的个人收益和成本考虑进去。实际上如果说地方政府代表的是地方“公益”的话，官员作为个人还有“私益”考虑。如果改制只是泽被地方公益而有损官员私益的话，改制很难进行下去。
改制牵涉到一整套程式和环节。从整个操作过程看，对於“公益”和“私益”来说，这是一种双蠃博弈。
改制所要求的成本收益公式是：
（1）对於乡镇村政府：改制後来自企业的收益减去成本要大於等於改制前来自企业的收益减去成本；
（2）对於乡镇村政府负责人及其社会网路：改制後来自企业的收益减去成本要大於等於改制前来自企业的收益减去成本。
这也是推行改制的约束条件。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改制才能发生。仔细分析上述操作方式，我们会发现成本的敏感性不像我们一般想像的那麽大，其原因是：
（1）乡镇集体企业有着社区联系特性。改制的企业，如果涉及集体产权的转让，那麽受让方大多仍是地方官员、其社会网路成员以及社区居民。
（2）经营者很多是地方官员自身，或其“皇亲国戚”、亲朋好友，属於其社会网路成员，这也与乡镇集体企业的社区联系特徵有关。
（3）员工叁与持股对於社区性企业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
我认为，主要是以下理由支援企业改制：
(1）非乡镇集体所有企业治理机制上存在优势，乡镇村政府处理不好与其集体企业代理人之间的政企关系，正如上层政府处理不好与国企代理人的关系一样；
(2)政府可以从乡镇非集体所有企业收取到大量税款和费用（包括“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而不需要投入任何无偿资源（比如政府担保、政府提供资金和土地等）；
(3)只要来自转让集体产权的资产变卖收益加来自改制後非集体企业的税费各种收入，大於等於此前收费加分红减政府资源投入成本，改制对於地方政府就是划算的，因为对非集体企业，今後政府直接投入成本为零；
(4)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过去评价政绩的标准是办了多少个乡镇集体企业、创多少产值，现在是当地总体经济规模有多大、财政收入有多少；
（5）虽然地方干部失去与直接控制企业有关的收益（如公款吃喝等），但经营者获得较大股份，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弭补地方干部这方面的损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制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改制方式来保障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的净收益大於等於零。

地方发展模式在趋同
在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模式。这些地方发展模式在不断演化。结果，当我们许多人对某种模式口诛笔伐或者大加褒奖的时候，每个人心目中所感知的模式与实际早已不是一回事。
当大家在赞扬“温州模式”的时候，“温州模式”实际上已经扩展、更新、修正和成熟。它已经蜕却了“坑蒙拐骗”的形象，家庭企业虽然还很多，但是大企业、名牌企业也不少。这种扩展、更新、修正、成熟的“温州模式”至少已经拓展到浙江全境中的绝大部分地区，因此，就有了“浙江模式”的提法，所谓“浙江模式”，就是扩展、更新、修正、成熟後的“温州模式”。
当人们在批评“苏南模式”的时候，却不料“苏南模式”已在苏南基本终结，也就是说，人们是在批评历史中的苏南模式。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苏南模式”虽已基本成为历史，但是苏南经济的高速发展仍在持续，经济结构比浙江更为合理，企业规模也较大。如果正确看待苏南模式，把其历史功绩与其归宿分开看待，再把苏南模式和苏南经济分开看待，那麽苏南人应该以其苏南模式史和当前的经济面貌感到自豪，情况也确实如此。
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最新的研究表明， 1999年广东省属於我国市场化总指数最高，浙江排名第二，福建第三，江苏第四。可能人们目前已经只记得“珠江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外向型经济，却不料历史上“珠江模式”的另一特点是乡镇集体企业力量较强。 1997年以来，全国乡镇企业都在搞新的一轮改制。广东也不例外。以佛山市为例，该市至 1998年底，全市镇村两级已完成转制的集体企业 9204个，转制面达 81 46％。
浙江省的一次改制和新一轮改制均较早，走在全国的前头。到 1998年底 全省 61264个乡 (镇 )、村办集体企业，实现各种形式改制的有 56363个，改制面已达到 92％。从全省已改制的乡镇集体企业看，其中 83.6％涉及产权制度的改革形式，已改制为个体私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规范化股份合作制企业 (比重很低 )、动产拍卖、不动产租赁和兼并形式， 16.4％的已改制企业未涉及产权制度的改革形式，它们改制为资产全额租赁的企业、资产承包经营及其他形式企业。全省乡镇集体企业 8％未改制的企业，大多是一些重点、难点企业，是乡镇企业深化改革的攻坚点，主要是大而好企业、大而亏或资不抵债企业、“小微亏”企业及校办企业、公益性企业等。
以上分析看出，乡镇集体企业新一轮改制是全局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而且明显区别於一次改制。 如果我们按照以下尺度对浙江模式进行一种梳理：其一为企业产权结构；其二为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包括法律、政策、制度、行为 )，那麽我们可以发现各地模式正在朝着浙江模式趋同。

地方经济结构在不断演化
地方经济在结构上的转型努力方向就像人的躯体需要营养，缺什麽补什麽。地方经济结构是不断演化的。怎麽了解“缺什麽”？一个途径是地方本身的学习与感知。这种学习与感知来自两个方面：
（1）内部感知：或曰“内观”、内部学习。自身历史积累的经验教训告诉一个地方缺什麽。地方干部自身也在不断进行内部学习。比如浙东某县曾经从地级市申请到一笔政府资金，投入本地建了一个水产城，但是商贩们由於更愿意直接到水产养殖场直接与农民讨价还价，农民也更愿意上门服务，而不是既要在水产城设点又得照看池塘，因此水产城成了空城，成了杂货水果蔬菜集市，摊位免费提供。苏南曾经在政府推动下建了一些小城镇，但入住者不多，被指责为搞“空城计”。这两个事例表明了自发秩序的重要性。计画和建构的秩序往往行不通，会导致意料之外的结局。这些教训虽有成本，问题并不大，就算是学费。关键在於干部的内部学习过程将为今後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打下基础。
（2）外部感知：或曰“外观”。外部感知主要是学习效应和外部性。一个城市的失败做法和成功经验对其他城市有示范效应。上述两个例子可以成为其他城市学习的反例。其他方面的感知是对市场机会和风险的感知。
我们在此可以举几个通过学习过程了解“缺什麽”然後去“补什麽”的例子。我们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苏南和浙江等邻近地区都定期交换统计报表；而且邻近地方吸引到什麽项目，很快就会被邻近城市了解。苏南、浙江、广东等地经常组织相互考察或者出国考察。
2001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上半年浙江外贸出口 106.73亿美元，同比增长 21.8％ ,居全国沿海省市之首，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3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出口首次超过广东省，跃居全国第一。贸易顺差 60.14亿美元，接近全国顺差总额的 3/4。这说明浙江省的企业也在扩大外需上做文章，它们和当地政府也在学习广东和苏南地区的经验。那种把浙江经济的特点看作为国内市场依赖大、外向型经济成分低的静态看法可能值得商榷。 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是其命根子，但是，它的经济周期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步，而与国内关联小。今年上半年，由於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广东省出口受阻，增速明显放缓。深圳市 6月份出口增长 3％ ,扭转了 5月份出口负增长的不利局面。实际上，广东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後内患意识增强，开始重视扩大本省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以及扩大本省内需。
苏南经济在 1990年代初以来开始吸收珠江模式的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南的一次改制和二次改制则是在吸收温州和浙江等地的经验，逐渐改变政府在企业问题上的行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辖区政府的不断学习将为我国的地方经济更加蓬勃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