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案条件：形式要件还是实质构成？

　　刑事立案条件：形式要件还是实质构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据此，一般认为刑事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认为有犯罪事实，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看似简单的两个条件，却是无法应对复杂司法实践的疑问。

　　来看个案例：2008年，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通过公开招标选中了一建设单位，建设单位以“生产责任书”的方式将工程的一部分以500余万包干价(主要建设材料由建设单位提供)单包给石某，由石某组织施工队伍进行施工。依照施工进度(已完成80%)和“生产责任书”约定，建设单位共划拨资金450万给石某。2009年6月，石某旗下的约200名民工分别多次上访，控告石某拖欠民工工资101万余元;与此同时，建设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称石某将划拨资金中的70—80万元予以侵占或挪作他用，涉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犯罪。

　　案件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依据现有的材料，特别是“生产责任书”中所明确的石某“项目经理”职务，石某具备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犯罪中“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主体资格。按照“生产责任书”，石某也具有“主管、管理或者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便利”。石某对450万中的70—80万元拒不说明去向(有反映说用于赌博或另外的工程)，已经涉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犯罪，应当立案侦查;对立的意见认为，在本工程开工建设前，建设单位和石某间毫无关系，建设单位和石某签定的“生产责任书”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转包合同，这从建设单位依约划拨资金给石某也可证明，目的是为了规避建筑法律法规中的“不得转包”规定，这也是目前我国建筑行业中一个盛行的潜规则。由此，建设单位和石某、石某和民工之间的矛盾只是一种合同与劳务纠纷，侦查机关不能插手。

　　意见的对立让侦查机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立案吧，万一真的是那种实质上的“转包”关系，利用侦查权插手合同和民事纠纷以及可能的行政处理，“罪”就大了;不立案吧，假如石某就是建设单位临时聘用的项目经理，那就等于是放纵了犯罪。

　　两难的根源其实就在于长期以来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仅仅是办案人员在审查一定材料基础上初步判断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主观认识，并不等于事实上的构成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把立案审查当成侦查，把立案当成破案，并不仅仅因为是对“认为有犯罪事实”含义理解的偏差，把立案审查中的程序审查异变为实体审查，问题的关键可能更来源于“立得上、诉得出、判得下”的不切实际要求和所谓的“错案追究”责任机制。因此，过分追求证据材料的“完全证明力”，成了立案审查中的必要条件。[page]

　　在“不破不立”的“责任”要求下，本案中侦查机关下达了“不予立案”决定。石某的避而不见，建设单位的不配合，让许多关键问题无法明了。民工不断上访，建设单位满腹怨气，事情的发展谁也无法预见。

　　据说在国外许多国家，对刑事犯罪侦查只需有公民或单位的告发、控告、检举、自首等即可启动，这既是为应对打击犯罪之需，也为确保侦查合法化保障人权之必要。如此看来，刑事侦查的开始之时，其实就是形式审查的过程段。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整个事情的真相，也就存在“犯罪”与“非犯罪”两种结果。将立案条件上升为“实质构成”的高度，带来的不仅仅是“贻误战机”和“非法侦查”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可能让矛盾久拖不化，引发更大的问题和纠纷。当然，形式审查后的侦查启动，侦查权的滥用必须得到有效遏制，侦查措施的适用也必须符合法律之规定，并与保障人权相协调。

　　意见应该是明确的：本案中的侦查机关应当立案。如果是那种事实上的“转包”关系，撤案并不为错。当然，行政(建设法规的)处罚也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