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手术刀”为何能疯狂摘肾？ ——“卖肾案”背后的黑色利益链追踪
近日，江西鄱阳县4名被告因组织10多人卖肾，被当地法院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4年。景德镇市10名犯罪嫌疑人则因通过“地下手术刀”摘肾18例，也即将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记者调查发现，从“黑中介”网上招募卖肾者开始，直到通过没有手术资质的民营医院非法摘肾，一个仅两三万元售出的肾脏，几经转手，最多可产生高达十多倍的暴利。
网上招募形成肾脏“输出链”
25岁的鄱阳人李盛昌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湖南长沙打工，染上毒瘾后为筹毒资，于2009年通过“黑中介”以两万多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卖肾期间，李盛昌和另一名卖肾者邓开军结识。
然而，卖肾所得的廉价酬金很快被李盛昌和邓开军挥霍一空。去年4月份，两人开始打起了充当“黑中介”组织他人卖肾的算盘。因为缺乏“本金”，两人又联系湖南人张隆红出资参与。
两个月后，邓开军与李盛昌在鄱阳县城城北租下一套民房。此后，两人开始通过他人介绍或网上直接联系等方式，陆续招募十几名卖肾者来到鄱阳，由张隆红在出租房内负责看管照料。在经过医院身体检查及抽血采样后，卖肾者的血样被送到湖南长沙配型。在此期间，见有利可图，湖南人李发发也出资参与。
但是他们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2012年7月25日，李盛昌等4人全部落网，10多名卖肾者也被当地警方解救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8岁，年龄最大的27岁。
而景德镇警方破获的“卖肾案”的犯罪手法如出一辙。在两名广州“老板”的遥控下，吴某等多名“黑中介”通过网络联系卖肾者到南昌集中封闭看管，然后再到景德镇进行非法摘肾手术。
而为了寻找肾脏移植受体，李盛昌等人除了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外，还经常出没于全国各大医院的透析室附近，一旦发现有换肾需求的患者或家属，就立即上前搭讪。
“网上招募-封闭看管-寻找买家-体检配型-非法摘肾”，犯罪团伙的肾脏“输出链”就此形成。
层层加码滋生“肾脏暴利链”
2011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也明确规定，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然而，暴利的驱动让犯罪团伙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在一些地方呈现蔓延之势。公安部去年8月发布的消息称，在全国18个省市开展的集中行动中，共打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黑中介”团伙2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37名，其中非法行医人员18名。
鄱阳县办案人员透露，卖肾者一个肾一般只能卖得3万至5万元，而“黑中介”找到有买肾需求的尿毒症患者家属，售价却在28万元以上。从卖肾者廉价的回报到用肾患者高昂的支付，层层加码的交易背后，是“黑中介”、团伙头目、手术医师、麻醉师等众多人员如“血蛭”般的利益吸附。
景德镇市办案人员透露，景德镇“卖肾案”中，每名卖肾者都要在手术前签下“捐肾志愿书”，在摘肾后可获得2万元，“黑中介”则每例获利3000元至4000元，通过网络联系前来手术的麻醉师每例获利6000元。
此外，提供非法摘肾场所的民营医疗机构还要抽取更高的“报酬”。
据了解，至案发时，景德镇市昌江区某社区医院院长周某主刀共非法摘取肾脏13例，每例收取手术费3.7万元;景德镇市浮梁县某民营医院则提供场所，由“黑中介”头目自带医生前来共做摘肾手术5例，院长邹某每例收费2.6万元。
“人体器官非法交易的暴利甚至比贩卖毒品还高。”负责遗体捐献相关工作的江西省红十字会秘书长戴莹说，目前我国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超过150万人，但能获得移植的仅为1万人，巨大的需求缺口为地下交易提供了空间。
堵住民营医院的监管漏洞
记者调查发现，卖肾团伙组织非常严密，经过肾脏买卖双方成功配型并谈妥价格后，他们往往选择没有资质的民营医院甚至小诊所进行移植手术。然而，整个利益链条中，民营医疗机构恰恰又是最为关键也最应受到严格监管的一环，堵住其监管漏洞已刻不容缓。
据景德镇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汪凯介绍，全市包括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在内的民营医疗机构共360多家，均由各县(区)卫生局发证，根据“谁发展，谁监管”的原则由各县(区)卫生局负责监管，市卫生局负责督导。
“案件中涉及的两家医院要么只有做腹部手术的资质，没有资格做肾脏手术，要么连做外科手术的资质都没有。”汪凯说，两家涉案的民营医疗机构的做法属“非法行医”。
“这既说明部分民营医疗机构超诊疗许可范围行医的现象普遍，又暴露出管理部门监管手段单一，监管流于形式。”江西省社会学会会长王明美认为，卫生部门必须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人，民营医疗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必须实行问责。
王明美还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有外科手术从业资格的医务人员的动态监管，缩小监控范围，加大“违法违规成本”，使违规者一旦被发现，轻则重罚，重则吊销从业执照直至追究刑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