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总是采取低层次手段维权

　　据报道，40多天前，1岁零5个月的男孩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的一系列波折。在此期间，男孩父亲因对医生的一些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同时复印孩子病历、检验结果等咨询院外专家。院方表示这超越了“医疗常规”，很难接受

　　此事再一次暴露出医患之间存在的严重不信任。不支持在医生就诊过程取证的理由是：第一，找不到现行规定去支持实施;第二，如此势必会冲击医生心理，进一步恶化从业感受。所以，所谓录音取证没有可行性。

　　而这种对医院极端的不信任，以及先入为主、不分青红皂白地敌视对方，又确实像极了刚刚发生的“8毛门”：当时，患者家属草率而且莽撞地认为， “8毛钱治了10万元病”，又经多家媒体广泛报道，对当事医院名誉造成极大损害。最后事实证明，他极大冤枉了医生，最后道歉获得对方的谅解。

　　“录音取证”、“8毛门”以及早先的“茶水发炎”事件，不同程度反映出公众的偏激情绪，以及部分媒体的夸大其词。这些在专业人士看来不仅是可笑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有媒体评论员认为：在“8毛门”事件中，最缺媒体向医院道个歉。

　　可是，社会显然更应该反思：为何长久以来，患方经常偏激，一些媒体总是自不量力喜欢介入其中。比如，那位希望录音取证的患者家属，真的有些霸道欺负人。其实，在一系列医患纠纷中，他所代表的患方，常常表现出这种亢奋、偏激，甚至无理取闹。问题的症结在于，弱者既没专业知识也无社会资源，多半要选择粗劣、愚昧甚至可笑的低层次手段维权。

　　而强者维护自身权益，总是可以游刃有余。仅以医疗事故鉴定为例，现实是往往由同一个圈子的医生完成。比如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只有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此种状况饱受抨击，而患方和媒体都难以接触到核心，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去选择这种不动声色、优雅、精巧的方式，而又不担心受到嘲笑。

　　我们要讨论的事实基础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各界对医患矛盾现状的不满意，已经达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医患双方重建良好沟通，除了取决于社会诚信土壤之外，最应该的反思是不能总是盯着闹哄哄的悲剧冲突，而是要看到在一个个悲伤而又常常可笑的戏剧化事件背后，操纵我们复杂思维和社会情绪的那片更加真实而且沉默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