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被信任到不被信任

　　面对新情况，医生们最好的应对是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尽可能满足患者的知情权，而患者也要理性和宽容。

　　广东省妇幼医院1岁半患儿小涵的父亲和医生彼此不信任。父亲很紧张，详细记录诊疗过程，医生通话也录音;医生也很紧张，没有睡过好觉，很多治疗要家长签字。病情危重的小涵还躺在ICU里。父亲和医生都说，自己是一片爱心想救孩子。

　　医生说病情严重，他认为，病情没那么严重;医生说需要做一些必要检查，他认为，这些检查没必要，予以拒绝;他处处录音复印病历，也是同样的目的——时刻得监督医生的诊断与治疗方案，免得医生“犯错”——尽管这是一家省级医院，接诊的人也是比较权威的医生。

　　在医疗领域，这样的病人(家属)越来越多。即使是在一些最好的医疗机构、最好的医生身上，都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遭遇——病人说，你有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将时针拨到20年前，当时的医生们一定不会想到，会出现今天的这一幕。在那个时期，医生的权威不容置疑，病人对医生的意见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就算死了人，病人家属也会视为正常，不会选择像今天这样干，去千方百计地挑医生的过错。

　　出现这种新变化，首先与医药费支付方式改变有关。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有报销程度不一的医保，但患者看病还得从自己腰包掏相当一部分的钱。医生诊疗方案如何，将决定患者掏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当然会越来越“关心”治疗方案，甚至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医生的医疗措施。

　　其次，这也与医疗信息不再被垄断有关。过去的咨讯并没有现在发达，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患者基本失去了监督医生医疗过程的途径与机会。但现在，社会已经迈入信息时代与传播时代，发达的互联网带来了医疗信息的普及，发达的媒体保障了人们更多的知情权。市场化下，让患者有了获得更多医疗资源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扭转了患者的这种劣势。网络上各种医药知识随手可得，让病人有了挑战医生权威的资讯。一些病人掌握了更多权威专家的资源，他们可以寻找更可靠更可信的专业判断与治疗方案。就像现在一样，这位家属复印病历，借助于其他专业医生及专家的意见，寻找最佳的方案。

　　关键是，医生们怎么看待这种新变化?尽管医生们更喜欢病人少一些问题，但这显然已越来越不现实。现在，不少病人家属要求知道每一步诊疗方案，参加每一次会诊，想要明白每种药物及检查方案的必要性。这使得一些医生像这家医院的医生一样，感到很不习惯与头疼，认为“压力非常大”，为此连觉都睡不好。但客观上讲，这应该是患者的一种合法权利，只不过，长期以来，多数患者选择放弃了这种权利，医方也已经习惯于患者的这种放弃，这才使得不少医生认为患者家属是在刻意“找麻烦”。

　　当然，要监督医生，得把握方法与尺寸，也必须有宽容的美德。首先必须以生命第一为基本原则。在病情危重的时候，除非你有百分百的把握，否则请不要轻易反对医生的意见，甚至拒绝那些重要的治疗，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安危。其次，宽容的美德必须被强调。人无完人，没有永远不会出错的医生，对医生犯下的一些非原则性的过错，不妨尽量体谅与宽容。联想一下自己，难道你就没有在工作过程中犯下一丝错误?疾病产生的风险可大可小，很多时候，转归难测。患者家属可做最乐观的展望，也要有心理准备去承受最糟糕结果。如此才不容易出现心理失控，干扰医生正常的诊疗行为。要相信，不管你挑不挑刺，大多数医生都会尽最大能力来救治患者——没有医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被病魔打败，这会让他们失去职业成就感。

　　当然，面对越来越“难对付”、越来越 “挑剔”的患者，医生们要进一步提高职业责任感，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尽可能满足患者的知情权，来习惯这种新变化。确实，今非昔比，患者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患者。从绝对信任，到开始不信任，这是一种国际趋势，国外的医生们同样也会面对这种权威被挑战的共同烦恼。可能唯一不同的是，人家是找律师找法官，我们这里多是找媒体或者上演“医闹”。这足以说明，我们可改善的空间还非常大，通过制度性途径解决矛盾冲突，还有很大潜力可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