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地忍受(图)

　　6月10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时某明的脸上时，他并没有感到些许温暖。女儿已经出院半个多月了，但“讨说法”的希望却似乎在一点一点地熄灭……

　　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医疗差错及医疗过失等均在“免责”条款之内。也就是说，没有造成非死即残等明显人身损害的，大多难咎其责。更让他失望的是，即便是通过诉讼途径，拿到手的赔偿金也很少。

　　在医疗差错维权阻力重重的背后，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误诊“黑洞”。相关统计显示，我国目前临床误诊率在30%左右，而某些疑难病例达到40%以上。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个别单病种的误诊率甚至高达90%。

　　有律师提醒时某瑞的家人，可以闹一下，这可能是目前“民间”解决医疗纠纷“性价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面对现状，时某明深感无奈。

　　受保护的病历

　　一个8岁孩子的急性阑尾炎，一个发展成熟的常规小手术病症，在做了血检、大小便检查、B超、胸透、CT等多项检查后，为何仍然被误诊误治了三天?

　　医院以“症状不典型、阑尾炎诊断难度较大”，作为其免责理由合理吗?照此推理，是不是“不典型”患者由于误诊误治致死致残，都得“自己为自己埋单”——谁叫你不典型，不让医生一眼就确诊你的病?!

　　在误诊事件后，有无数的疑问需要时某明去寻找答案。

　　时某明迈出维权第一步就没想到，为了复印一份病历，竟然等了整整一周。

　　5月26日，端午节的前一天，在“千呼万唤”下，时某瑞病历终于被送进了该院病档室。然而，在复印病历后，时某明却发现，这不是一份完整的病历。

　　面对询问，一位工作人员将一份病历扔了过来，“都在这里了，你自己看。”

　　在一份主治医生李某林书写的病历里，他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排除阑尾炎……”

　　然而，就在他将这句自认为“很重要的话”拿给身边的妻子看时，却遭到了一位工作人员阻挡。“这不是你该看的，这是主观病历，是受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他表示，对于“遗漏”的客观病历，“可以给你补齐”。

　　“医闹”

　　维权的唯一途径?

　　6月7日，时某明召集家人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议题”只有一个：为女儿讨说法的事，还要不要继续?

　　前一天，时某明通过朋友咨询了一位专打医疗官司的知名律师。看了病历后，该律师提醒他：“打官司，得不偿失。即便胜诉，撑破天最多能赔一万元，但你所付出的远不止这个数，光一个医疗鉴定就要几千元”。

　　“医院误诊是肯定的，但要告医院，难度很大，弄不好劳命伤财。原因很简单，其一，误诊只要不是因为医生严重失职，一般难以追究。况且大医院的诊断多是集体会诊做出的。他们会提出许多理由，来证明病人的症状、体征与肠炎相似，并可由此延伸出继发性阑尾脓肿的可能。其二，误诊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没有死也没有残，按照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很难被鉴定为医疗事故。”该律师说。

　　律师还告诉时某明，目前新疆大多数大中型医院都有自己的法律顾问，患者的书面投诉材料大多很快就会摆上法律顾问的案头。“书面材料让医院对付你更能‘有的放矢’，因此，作为患者千万别随便写下书面材料。也别指望通过‘正常途径’能讨到合理、公正的说法。”

　　“以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出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的漏洞，与其交涉，必要时耍耍无赖也无妨。有时间，就天天去找，只要能让医院做出合理的赔偿就行。”该律师给时某明支了一招。

　　在咨询多位律师后，时某明得出了一个几乎众口一词的解决办法——“医闹”。这也是目前民间解决医疗纠纷“性价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目前新疆各大医院，“医闹”并不鲜见。某医院一名副院长向记者坦言，“发生医疗事故后，他们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只要有法律依据，医院愿意赔钱甚至多赔点钱，但是患者往往选择‘医闹’。”

　　对此，有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都知道，‘医闹’是一种不正当的权益维护行为，但如果不进行‘医闹’，患者的利益往往会被‘合法’地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患者选择‘医闹’，这也是无奈之举。”

　　“难道，除了闹，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一时间，时某明陷入了迷茫。

　　失重的法规

　　“目前的法规大多都倾向于保护医疗机构，不利于患方。”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某某直言不讳地说，从2002年起实行了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按照1987年6月卫生部出台的《办法》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医疗差错及医疗过失等均在“免责”条款之内。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

　　打个比方说，如果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将一块纱布遗留在患者体内，只要这块纱布没有造成患者的伤残或者某个器官的功能障碍，也不属于医疗事故。

　　也就是说，没有造成非死即残等“明显人身损害”的，大多难咎其责。

　　2002年，国务院出台新的《办法》将医疗事故定义的范围有所扩大。有律师指出，虽然这一规定将医疗事故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患者人身损害”。但一般“不死不残”很难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对医务人员的医疗责任更是无从谈起。多方面的因素，使患者医疗维权仍然举步维艰。

　　我国《刑法》第335条设立了医疗事故罪：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page]

　　2009年5月，被称为“乌鲁木齐医疗事故第一案”的国秀芳案中，当时接诊的医院院长倪某以涉嫌医疗事故罪被立案侦查。据悉，这是乌鲁木齐第一例因涉嫌医疗事故罪，医生被立案侦查的案件。

　　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某某说，虽然近年来医疗事故层出不穷，但自1997年医疗事故罪实施至今，新疆还没有一个医生因医疗事故罪获刑，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法律”。国秀芳案对于先前仅停留在民事赔偿层面的医患纠纷而言，从法治层面上又迈进了一步。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法医李某玉说，近年来，新疆的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问题比较突出，如腹中留刀、输错药液等，让患者苦不堪言。而造成医疗事故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医务人员玩忽职守，极其不负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司法诉讼的衔接不规范，致使一些本该刑事追究的案件难以进入诉讼程序，只能按照民事纠纷处理。值得一提的是，医疗事故罪属于典型的过失犯罪，其主体是有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但医疗事故罪的量刑要明显轻于普通的过失犯罪。

　　患者付不起的鉴定费

　　在患者医疗维权的过程中，“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成了患者维权时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由自治区计委、财政厅、卫生厅发布的自2002年起执行至今的《关于调整我区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中，医疗事故鉴定自治区级由原来的300元调整到3500元;地、州、市级由300元调整到2000元。如需进行尸检，按规定另收尸检费”。该文件直接将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分别上调了11.66倍和6.66倍，将原来二次医疗事故鉴定所需费用从600元直接上调到了5500元，二次医疗事故鉴定所需费用实质上涨了9.16倍。

　　而2002年，新疆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660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1863元(数据摘自2002年新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做完二次鉴定全过程的医疗事故鉴定所需费用的5500元，是当年一个职工近半年的工资，是当年一个农民接近三年的全部纯收入，这样的医疗事故鉴定费收费标准不仅在当年，就是在文件出台7年后的今天仍然大大超过了普通市民的收入和承受能力。

　　而与“望尘莫及”的鉴定费用相比，即便医疗事故责任得到确定，按照《条例》规定，得到的赔偿也“极其有限”。

　　“一条人命只值几万元?”这是不少患者经过多年维权后发出的疑问。

　　李某瑞虽被乌鲁木齐医学会鉴定为四级医疗事故，但经过一年的诉讼后，根据《条例》，法院判决：建工医院(现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赔偿李玲华三姐弟医疗费及精神抚慰金共计9553.2元。虽然胜诉，但这个数字却只有李某瑞住院费用1.4万元的三分之二。还不包括一年来诉讼、鉴定等费用……

　　“不但获赔少，而且要经历难以承受的漫长诉讼期。得到的远远不及付出的。如果选择医闹，拿到的赔偿勉强让人满意，还省去了漫长的诉讼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患者无奈‘医闹’的主要原因。”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某某坦言。

　　亟待完善的医疗法规

　　采访中，不少律师表示，造成目前民间“无奈医闹”的另一个原因是，以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医疗鉴定的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

　　多年来，医疗鉴定的公正性一直被患方所诟病。有医疗事故鉴定权的各地医学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是各大医院的专家，鉴定时难免出现偏袒心理，使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两种情况均可免责)，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2003年10月，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学生邹某，在经历了一次手术后，再也没有站起来。但医院认为手术中没有任何过错，不承担责任。乌鲁木齐医学会的第一次鉴定结果是：医院在治疗中没有违规，违纪，是正常的手术并发症。7个多月后，自治区医学会所作的第二次鉴定结果却是：医院方面只存在侵犯患者知情权的轻微过错，负次要责任，这起事件属于三级丙等医疗事故。

　　而2005年10月，法院委托的自治区检察院技术处做出了一级伤残的鉴定结果，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

　　同一事件，为何会有三份不同的鉴定结果?而为了这个结果，邹某一家整整等了两年。

　　对于患方的医疗维权来说，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证明医院在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时会不可避免遇到“麻烦”。拿复制和封存病历来说，医院会以种种借口阻止或者拒绝患方提出的要求，还会篡改、损毁或者隐藏病历，导致患方在诉讼举证上存在明显被动。

　　面对尴尬的维权现状，不少患者和律师都将希望寄托于即将于今年8月出台的《侵权法》。“法律不仅要让正义实现，而且要让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李某某说，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自2002年9月施行以来，在处理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权益等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但目前这部条例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暴露出不少问题。

　　不少律师认为，修改《条例》，或者由出台《医疗事故处理法》已经迫在眉睫。“‘医闹’是一种不正当的权益维护行为，但要毕其功于一役很难，因为‘医闹’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运行不够通畅，时间长、效率低、成本高，患者不信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事法》司法二元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内容陈旧;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