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畜、水产养殖场和餐桌也可成为耐药菌源头

　　生病时别滥用抗生素已成为常识，因为它可能导致“超级细菌”的泛滥。但禽畜、水产养殖场和餐桌也可能成为耐药菌的源头，这却是许多人的知识盲点，也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陈代杰近日在一份提案中表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亟需率先建立相应的监管监测网络。

　　去年，因为新德里“超级细菌事件”，细菌耐药性问题成为全球焦点。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今年世界卫生日主题定为“控制细菌耐药性”。陈代杰从事微生物药物研发近30年，是中国药典和中国兽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生素专业委员会委员。他的提案共获得20多位政协委员的联名署名，可见大家对其观点的认可。

　　陈代杰告诉记者，水产品、家禽、家畜、乳制品中都可能存在抗生素残留。与给人治病而使用抗生素相对应，他把此类抗生素的使用称为“非临床使用”。他说，国内非临床使用抗生素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根据他的判断：“现阶段，国内因为非临床抗生素滥用导致细菌耐药性提高，情况可能很糟糕。”

　　4年前，因为查出抗生素残留超标，上海食药监部门曾对山东某地的多宝鱼发出健康警示，引起广泛关注。陈代杰说，为提高产量，水产业往往采用高密度养殖法，这种情况下，鱼、蟹、虾等很容易感染细菌或真菌死亡。为此，养殖户会给鱼饲料添加抗生素。而多宝鱼正是高密度养殖的典型。他还告诉记者一个故事：某种酸奶曾因奶源中抗生素含量过高，导致乳酸菌无法生存，使得牛奶始终无法变成酸奶。

　　陈代杰将非临床抗生素滥用的健康效应归结为三类：一是细菌的直接传播——在过量使用抗生素的养殖场，由于“选择压力”的作用，高耐药性细菌更易生存，并通过动物排泄物等扩散到周边环境，或直接传播至饲养员；二是间接传播——耐药细菌虽然在食物加工过程中被杀死，但其耐药基因片段仍有可能没有被破坏，因而能通过消化系统进入人体，进而有可能被敏感的细菌“吸收”后成为耐药菌；三是通过食物残留——禽畜体内未代谢的药物被人食用后，食客相当于过量服用了抗生素，导致产生“选择压力”使人体内产生耐药细菌。

　　农牧业对如何科学使用抗生素的理解是不断深化的。陈代杰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全球曾普遍在饲料中添加微量抗生素。虽然从理论上说，事先服用抗生素未必会对疾病有预防效果，但实践中，又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禽畜发病率，明显提高动物对饲料的转化率。我国也曾借鉴此类做法。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欧盟经过权衡，决定在饲料中禁用抗生素，之后虽一度出现禽畜等产量下降的情况，但通过改善饲养条件和方式，他们渡过了这一难关。这也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停用抗生素是可能的。陈代杰说，目前上海有多家机构分别进行有关农副产品的抗菌药物残留检测，也有一些高校和机构开展相关研究，但总体上，这些工作处于零星的状态，导致各渠道的技术和标准不统一，无法形成全面的监控态势。基于上海的技术、人才和需求状况，本市有可能、也有必要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交流的大平台，由科学家介入，由政府主导，形成对非临床抗生素使用和细菌耐药性监测的完善体系。

　　非临床使用抗生素是既关乎农民、又影响百姓的大问题。“多宝鱼事件”曝光后，其原产地的多宝鱼产业一度遭灭顶之灾，从而引发一定的纠纷。但经济发展和百姓健康本不应是一对矛盾。陈代杰说，非临床抗生素的使用，国内究竟该制定怎样的标准和监管力度，这可以结合国情加以研究，但目前，首先要掌握足够的一手资料，全面进行科学评价。在此基础上，我们的食品安全网才有可能织得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