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行政立法缺陷-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行政立法缺陷

　　国家侵权行为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代，随着国家公权力频繁运作所导致的国家侵权行为的日渐增多，国家赔偿问题已经成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重头戏。为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而1990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诉讼法》以及其司法解释也对国家赔偿的问题做出了规定;最后，我国还于1994年专门制定了《国家赔偿法》，对有关国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赔偿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上述立法关于国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赔偿问题的规定为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和日后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上述立法所规定的国家赔偿却仅仅是指物质意义上的损害赔偿，而不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害赔偿。笔者以为，这是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在国家赔偿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大疏漏。理由是：就国家侵权行为的后果来说，国家侵权行为一方面固然会给主体的财产带来一定的损失，但“事实上，国家侵权行为对主体人身权侵害的直接后果，最为主要的应是精神损害的造成和精神损失的产生，而不是财产损害和财产损失。”[10] 一般而言，国家侵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主体进行了错误的拘禁，二是对主体行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就前者而言，由于它直接侵害了主体的自由权和健康权，限制了主体的人身自由，使主体心灵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从而造成其健康状况的恶化，并产生心理上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因而会给主体带来精神痛苦和精神损失。就后者来说，由于它直接侵害了主体的名誉权，会影响舆论对主体的认识和评价，并会因此而使主体失去许多本应有的机会，因而其给主体带来的精神损失更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见，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制度之中的意义并不逊于物质损害赔偿甚至还可以说要远远大于物质损害赔偿;我国行政立法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于国家赔偿制度之外是一个明显的立法失误，它明示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正是因为如此，司法实务界在处理类似前一段时间为各大媒体所热炒的“处女嫖娼案”等各种因国家侵权行为而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往往都会陷入了极度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鉴于国家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的严重性，司法机关普遍表示了同情;而另一方面，司法者的职责以及法治的要求又使其最终不得不否定受害人提出的、尽管合理但其时却又尚不合法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这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我国行政立法良善性的质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行政立法的应然权威。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传统行政立法之所以不承认乃至明确否认精神损害的国家赔偿，是有其特殊的经济原因及历史原因的。例如，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往往较大，需要由各级政府从财政中列支，而《国家赔偿法》颁布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上还比较落后，将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为国家赔偿的一个内容将明显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等等。但现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与稳步发展，国家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对行政相对人的经济及精神损失进行赔偿;再加之人们法律意识的日渐提高以及国家机关侵权行为的大量涌现与其危害的日益暴露，传统行政立法中上述做法的弊端与危害已经越发明显和突出，将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为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一个内容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