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事实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笔者在《像律师一样思考》中关于“建构事实”的表述一样，主要目的在于从律师实务的角度研究辩护的方法。辩护事实是相对于起诉书指控的定罪事实的一个“用法”。它可以分解为构成要件事实、证据事实等各个方面。

从事刑事辩护特别是有过无罪辩护经验的同人们都有同感，虽然是同一个案卷，但公诉人、法官、辩护人未必能得出同一个“事实”，要么是有罪和无罪的事实、要么是罪重和罪轻的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得出不同结论的物质基础是同一案卷，这就必然涉及到在审阅同一案卷时，对辩护事实的发现、提取和论证，对辩护事实和对应证据支撑点的固定等具体工作。

例如，起诉书指控张某数罪中的一罪是以冒领的方式贪污公款100万元。具体手法是：被告人张某采取虚列支出的方式向会计报账1000万元，但实际支付给服务公司费用900万，其余100万元用于个人“挥霍”。

在多达几十本数千页的案卷大海里，这一事实经过了办案机关和公诉机关的提取写进起诉书，作为辩护人自然也要走进这大海里，核实这一指控是否能够对应。

辩护事实的特点相对于指控事实来说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因为，控方提取的证据当然是以指控的视角去发现和提取，因其极为隐蔽，所以辩护事实的发现和提取自然增加了难度。

辩护事实的发现需要以证据法、诉讼法的知识综合指导和应用，否则，就很难从一个细节中发现有利于辩护的事实。事实上，很多无罪辩护成功的案例，往往都是在极为隐蔽的细节中发现了魔鬼，从而为论证逻辑链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推翻了有罪指控。典型的是被告人的空间位移，即不在案发现场。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用“空间位移”表述辩护事实，特别是在涉及经济案件中更为复杂，宠大的数据、密集的资金往来、厚厚的账本、漫长的时间跨度、阅卷的精细程度和辩护人的意志力，都是对发现和提取辩护事实的艰难考验。

通过反复阅读张某的案卷海洋，综合审查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关于100万的指控，有以下发现：

张某本人供述：“这1000万的报账凭据某服务公司开具给我，然后我就交给会计入账了。至于财务是怎么处理这笔账目的，我也记不清了。”

会计A的证言：“9000万是转账给了服务公司。其余的100万因为时间太长，是不是以工伤费用付给B记不清了。”

B的妻子在一份非常边缘的证言中有一句话：“在服务公司提供服务期间，丈夫受伤得到过赔偿。”但并没有提及金额。

在宠大的账薄账目数据里，经艰难的审阅，终于发现了关于B获得“赔偿”的金额：张某单位分两次给B支付130万元，其中100万元，对应张某报销服务公司那笔款项的时间段。

除了张某供述之外，A和B的证言以及账本上密密麻麻中的那一行支出，就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稍不留神就会遗漏。但一旦发现以上事实，对应该100万指控的辩护事实便充盈起来。

事实是：某服务公司开具了1000万的服务票据，尽管从账目上看，该公司仅收到900万元，但服务公司愿意承担B的损失。因服务公司的特点决定，此前该公司也有过这种做法。因为时间跨度长，财务管理混乱，导致另外100万元成为模糊事实（甚至可以说是被忽略），所以，对张某这100万元的指控出现了“账本事实”与客观事实偏离。

从证据逻辑链上说、从证据支撑点来说，还欠缺服务公司关于该100万元的证据。此后，公诉机关对辩护人提出的“没有张某有占有100万的证据”“该100万是服务公司为B支付的赔偿费用”观点极为重视，经过退回补充侦查，服务公司提供了情况说明，印证了上述辩护事实，同时，关于该100万元的指控不能成立，撤掉该笔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