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补偿机制是责任担当
本报评论员 高剑
2007年10月10日城市晚报
还记得白色林肯车事件吗？还记得那个10岁女孩肖金萍吗？那个黑色的记忆也许还残存在我们的脑海中。肖家是不幸的，一个女儿丧身车轮之下，他们一辈子也难以忘怀，而她的母亲也因为变故大病一场。现在，肖父起诉的附带民事赔偿有了结果，他从法院拿回10万元钱。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笔钱到底是民事赔偿还是刑事被害人补偿，不过，有了这笔钱，他们受伤的心灵或许会得到些许的安慰。
与诸多刑事被害人相比，肖父应该是幸运的。一个数据显示，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约有80%的被害人都无法从被告人那里获得赔偿，而由于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尚在起步阶段，他们得到国家补偿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不难想像，在他们的亲人遭受刑事侵害后，由于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他们可能痛上加痛。有的被害人可能无钱医治，有的家庭可能贫困潦倒，有些老人和孩子可能失去生活来源……。
被害人因遭受刑事侵害而陷入社会困境，我们的社会不能袖手旁观。被害人刑事补偿制度之引进中国，为刑事被害人解除这种困境开通了一条新的路径。
在刑事加害人无法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对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进行适度的补偿，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司法救济制度。由于得到国家的物质补偿和帮助，被害人或者家属的利益不致过度受到侵害，多多少少会减轻他们的生活厄运。
法律的正义不在于它使犯罪的人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而在于让民众在权利的救济中获得公正的感知。一个公民在遭受各种不幸时，都应该得到国家的帮助，这是公民权利的合理诉求。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就是实现公民获得国家救济的权利。
进一步而言，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公民因为暴力犯罪受到伤亡，不仅是加害人的过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过失，即国家未能尽到有效保护公民的责任。对加害人不能赔偿的，由国家予以补偿，这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去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充分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要认真研究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解决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难问题。目前，我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还在起步阶段，只是少数发达地区开始了尝试。
在人权的价值受到更多注目的时候，我们希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立法层面尽快得到肯定，让它突破地域性，更具普适性，只有这样，社会进步的阳光才能向更多的人散发出人性的温暖。（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