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广东深圳福田区开启“以事定费、购买服务”模式。政府通过招投标向有资质的律师事务所购买服务。2008年10月，全国首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人民调解室成立。此举旨在利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和职业优势开展调解工作，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人民调解过度“行政化”与“民间化”的缺陷，提升了调解的中立性、专业性和规范化，创新了社会管理模式。

2009年浙江省杭州市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律师进社区（村）”活动，并于次年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见》。2010年无锡市政府在全市推行社区（村）法律顾问制度，由律师担任社区（村）副主任，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社区的法律服务。

2014年湖北省检察院会同省司法厅制定了《律师参与省检察院信访接待工作制度》，引入律师作为独立第三方介入，参与检察机关信访接待，化解涉检信访矛盾。无独有偶，今年吉林省长春市亦在探索新形式下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机制，以长春市信访法律事务中心为依托，推进县(市)区律师参与信访机制建设。近来百姓“信访不信法”，导致民间纠纷过度流入信访渠道，极大损害法治权威。将律师引入信访机制，实质在于恢复以法律解决纠纷的主导地位，将原本属于法律问题的纠纷重新纳入法律规制的系统。

地方实践总走在全面改革的前面。早在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出之前，全国部分地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已悄然进入试验与探索阶段。

本次应花溪区司法局组织参与广东省部分地区司法局、社区服务中心、法律服务所等地实地考察，政府购买律师服务在整个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聘请律师担任居（村）委会、社区服务中心法律顾问，担任居（村）委会、社区法律顾问的律师可利用专业优势，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基层组织和居（村）民提供法律咨询，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为基层组织依法决策、依法管理提供法律意见，协助处理涉法信访问题，参与基层矛盾纠纷的调解。如此可敦促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提高基层公民法律意识，让法治深入基层。
作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应当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促成该体系的建成，并在此背景下，拓展、创新法律服务。从全国各地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尝试中可分析，律师服务不再局限于服务对象买单的法律服务，已拓展到政府买单、对服务对象来说免费的公共法律服务。这意味着律师服务的对象、领域大大扩展，使许多原本无法承受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也成为了律师潜在的服务对象，尤其是广大基层群众、社会弱势群体。更值一提的是，律师进入信访、人民调解、社区工作等全新领域，且伴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逐渐深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成与完善，会有更多的领域需要律师的参与。2012年12月国务院制定《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把以律师为主体的法律服务业发展单列一节。这意味着律师服务产品的制定与推行应遵循服务产业的规律，一切以符合服务对象需求为指向。

建设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是党在新时期重点建设的目标，是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关键一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要求“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要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中共贵阳市委下发了《中共贵阳市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实施意见》以及《中共贵阳市委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对此进行了总体部署。

为了更好服务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拓展与创新律师服务的专业领域，律师服务应当首先以公共法律服务之公民需求为导向，因为公民是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接受者。其次，以公共法律服务之政府需求为导向，因为政府是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购买者。政府在特定时期有特定的任务与规划。律师事务所可以针对政府需求量身定做法律服务，承担政府的部分法律宣传职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增进政府与公民的理解，顺利推进政府工程。与此同时，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制度，力争将法律服务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已经列入的项目要积极推动专项资金落实。再次，相较于法律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有其特殊性。公众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接受者，政府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购买者，律师应处理好与二者的关系，定位好自己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一方面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应当根据政府的政策要求制定相应的公共服务产品，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政府部门购买其服务产品；另一方面与公共法律服务的接受者进行良好沟通，了解其需求，在法律的维度内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