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A、B、C（女）、D系兄弟姐妹关系，A、C有智力障碍，均属残疾人。2007年因拆迁，四子女及其母亲E（89岁，父亲已去世）均分得105平方米住房一套。2008年3月，一家子达成协议：由B扶养C，D抚养A，但B并未按协议扶养C，ACE在协议前直至诉讼时一直随D一起共同生活。2011年8月，D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认定C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由其担任C的监护人。C本人亦表示不愿意随B共同生活，要求随D共同生活，C所在居委会不愿意为其指定监护人。

【评析】审理过程中，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在审理申请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过程中，往往在认定公民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一并为其指定监护人，本案中，已达成了协议。因此，应当由协议确定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在判决认定C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指定B为C的监护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对于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三款或者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由有关组织予以指定。未经指定而向法院起诉的，法院不予审理。综上，对D要求法院指定其担任C监护人的请求不予审理，应先由C所在居委会指定。

第三种意见认为，《民法通则》及其解释是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居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没有指定监护人的能力也不应有指定监护人的权力，法院应本着定纷止争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积极能动司法，为C指定监护人。BDE虽曾达成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得到履行，ACE一直随D共同生活，指定D为C的监护人在事实上更可行，在法律上依据也更充分。根据《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的，应视情况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尽管C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责任能力，但其仅存在轻度精神发育迟缓，对选择与谁共同生活更适合自己还是有基本的判断力的，且这一选择是其对自身人格权的行使，BD对监护C的约定行使的是一种身份权，当人格权与身份权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人格权，即应尊重C的选择，由D行使监护权。综上，应在判决认定C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同时指定D为C的监护人。

法院判决时选择了第三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