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夫妻约定财产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婚姻关系不再是一成不变，坚固异常了。婚姻关系因人为因素破裂解除的现象不断上升。每每这时夫妻间的财产关系都将成为纠纷的根源。现实生活中，随着涉外婚姻、再婚现象的增多，法定财产制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而夫妻双方对财产的约定，可以照顾这方面的复杂情况，以减少纠纷的发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着眼中国具体实际，针对目前婚姻家庭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在继承了婚姻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同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其中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修改和补充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次大的进步。

婚姻是“两个人的企业”，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企业“合资”协议书，对资产和利润做着最合理的分配，它的功能是“幸福”,贯穿过程的是“情感”；婚姻是两个人爱情和财产的风险投资，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保险合同，对财产纠纷做着最有效的预防，它的目的不是真要用这份保险，而是希望婚姻能够“健康长寿”。

所谓夫妻约定财产制就是指法律允许夫妻用契约、协议的方式对他们在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以及对第三人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做出约定，从而排除或部分排除夫妻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法定财产制是依照法律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而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协议、契约的方式依法选择适用的财产制，其效力要高于法定财产制，只有在当事人未就夫妻财产做出约定，或所做的约定不明确，或所做的约定无效时，才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

（一） 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特征

我国《婚姻法》第19条第1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由此可见，约定的夫妻财产有如下几个特征：

1．约定财产的广泛性。

既可以是婚前的个人财产，也可以是婚后所得的财产。在财产的种类上也没有任何限制。除了《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涉及到的财产种类外，还包括一切可以取得收益的财产和财产权利；

2．约定时间的不特定性。

夫妻约定财产，可以在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甚至可以对财产进行重新约定。何时约定，是否需要重新约定，完全取决于夫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3．约定形式的多样性。

即约定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形式；

4．契约优先性。

在这里，对夫妻财产的约定，国家法律也采取的是契约优先的原则。即有契约依契约，无契约依法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夫或妻的个人财产首先取决于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

5．约定财产受法律保护。

《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如果财产一旦约定是夫妻共同所有，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更改。[i]

（二）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1930年国民党政府《亲属编》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婚姻法》虽未对夫妻财产约定问题做出明文规定，但在立法解释上认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概括性的规定，“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做出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约定”，“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式来解决”。因此可以说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实质是允许实行夫妻财产约定的。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和当时经济欠发达，家庭财产不多等因素的制约，实际生活中夫妻实行约定财产夫妻财产关系的很少见，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家庭财产日益增多，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复杂，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新变化。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规定法定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同时，又规定允许夫妻就财产关系自愿约定，以排除共同财产制的适用。我国婚姻法允许夫妻按照双方的意愿，约定处理双方的财产关系，可以满足新形式下夫妻因各种原因（如个人承包经营、再婚夫妻的财产、涉外婚姻及涉及港、澳、台同胞的婚姻等）以多种形式处理双方财产问题的需要，体现了夫妻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有利于减少家庭纠纷，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ii]自此，我国夫妻财

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具体规范，现实中夫妻如何采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继续允许婚姻当事

人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如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实行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者的使用原则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等。

二、关于夫妻财产约定存废的争议

有反对者认为：订立婚前财产协议是对婚姻丧失信心的表现，将会带来以下的困扰：

1.感情的困扰。

爱情是男女双方结合的纽带、婚姻的基础，所以在每对即将迈入婚姻殿堂的男女看来爱情是无私的，互相信任，不分你我，而婚前财产协议完全是对他们爱情的亵渎，也可能为日后感情破裂埋下伏笔。

2.个体认识的困扰。

大多数人认为签定婚前财产协议是为了离婚分割财产作准备，而结婚并不是为了离婚，所以这样的协议根本没有必要。　　

3.社会压力的困扰。

中国社会长期的婚姻观反对婚姻协议论，重视婚姻的道德性和伦理性，强调夫妻财产的一体化，而订立婚前财产协议显然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

于是乎，婚前财产协议几乎成了“世风日下，道德不古”的代名词，爱情至上的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由此人们也产生了困惑：婚前财产协议，你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我以为，这样的观点似乎显得过于传统和保守，从经济和法律角度考虑，婚前财产协议不失为双方当事人的明智选择。

古人有句俗语：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说明人生的无常，人性的脆弱以及无奈，即便如夫妻这么亲密的关系也不能例外。

恩格斯在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出现一夫一妻婚姻制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个人财产的急剧膨胀，夫妻之间的财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这才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财富在婚姻中所占砝码的比重有多大。财富和婚姻本来就是相依共生、不可剥离的东西，一夫一妻制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了保护私权和私产安全。其实，中国人的婚姻也从来没有偏离过恩格斯的理性判断，只不过大家平均不富裕、法律对私产保护不明确和不力的现实，以及个人主张私产的淡薄意识、中国重义轻利的传统底蕴，抹煞了隐藏在风花雪月后的尖锐本质。

近几年来，离婚案件中夫妻财产的分割是最为困扰法官的问题，使法官将大量的时间都用于财产的调查上，以至案件迟迟结不了，既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又往往给当事人造成累诉。现实中许多二审离婚案件，其争议主要都是围绕财产的分配问题，有些争议的标的只是少量的财物和首饰，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在婚前订立相应的财产约定，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则可以避免浪费多余的人力物力财力。我认为，婚前财产协议体现了现代人对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金钱、财产为筹码的功利性婚姻，而且也是解决今后婚姻、财产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三、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现状和不足

（一）、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的脆弱

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在与第三人进行民事交易时，往往不会主动告知对方其婚姻状况，而相对方也没有询问的习惯和义务；即使夫妻一方告知第三人也鲜有采取有形形式订立者。由此在发生纠纷时，举证证明“第三人明知”的责任就成了块烫手的“山芋”，落在婚姻当事人的身上就会出现举证障碍，由此，在婚姻法领域往往会照成夫妻财产约定对外的失效。[iii]

（二）、夫妻财产制的约定程序不明确

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仅限于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使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一）》中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片言支语，虽然较旧婚姻法有所进步，但其内容的贫瘠无疑会使约定财产制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类型、有效要件、程序要求、约定范围及约定的效力等皆未作必要的明确，“尤其是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程序要求规定的欠缺，使在夫妻离婚时易产生关于财产方面的纠纷及可能使相关第三人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中的重中之重。”[iv]在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方面也缺乏公示程序，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

（三）、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

（四）、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可以变更或撤销,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

一些国家的立法规定，在夫妻财产约定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而我国立法对此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四、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建议

（一)、增加公证程序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要件

在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中，之所以约定财产制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作用，我认为没有完善婚姻法实体性规范是主要原因。在《婚姻法》解决诸多亲属身份或财产关系时，无不有规可循，例如在收养、婚姻、监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实务中，都有国家公力干预，并伴随一定的公示形式或登记程序介入。所以，现行婚姻法所具有的程序与实体兼备的立法模式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新的立法对必要的程序性规范仍应予以保留并加以完善和健全。[v]对夫妻财产制程序方面的完善主要在于对约定财产制程序的完善。对于夫妻财产约定，适用一个合理且有效的程序机制来有效保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维护第三人权益（交易安全）。对调控形式的选择，应建立在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相契合的基础上，应建立在有利于夫妻利益、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利益基础上。但是，根据我国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规定，“公证与登记结合制”的程序规定还是不足于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建议在约定财产制的程序上采取在“公正与登记结合制”的基础上再增加一条“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告知义务”。

（二）、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申报登记制度

公证的作用在于使夫妻双方意愿的真实性、合法性得到审查、保障，但由于其不具有权利公示性，因而单独适用公证制度容易导致对第三人利益的漠视与侵害。因此公证与登记的结合势在必行。我认为在相互结合上也要注意：在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时，只须凭当事人提供的公证书作形式审查即可进行登记，登记后公示的内容只可涉及与交易安全有关的财产和财产权利的归属与处分，具体财产来源等细节并不公示，第三人不能查阅，以保护夫妻双方的隐私权。

（三）、将告知做为夫妻一方或双方和第三人交易时必须履行的法定附随义务

由于夫妻财产约定中所涉及的夫妻财产既包括不动产，又包括动产，如果以登记或公告为对抗要件，第三人将处在不利地位，不利于交易的快捷与安全。[vi]如果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即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则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对于实行约定财产制的夫妻，如果欲使其约定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夫妻一方或双方在与第三人交易时负有告知的义务，而第三人并无当然的注意义务。除非夫妻一方明确告知约定的内容，否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是否知晓夫妻财产的举证责任，应由负有告知义务的配偶一方承担。告知应为夫妻一方或双方与第三人交易时必须履行的法定附随义务。

(四)、增加财产协议变更及撤销之规定

夫妻财产约定本质上是一种财产契约，是婚姻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一经成立即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法律关系，随着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当事人对婚姻、财产的态度及对对方的看法等也会发生变化，使得原有夫妻财产约定内容不再适应婚姻当事人，因而，需要变更或撤销夫妻财产约定，以及时调整变化了的夫妻财产关系。对于可撤销或无效约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定：第一，以欺诈，胁迫等强制当事人意志方式签订的协议可撤销或无效，因为这种协议强制严重违背了婚姻自由的规定。第二，违背公平原则之约定协议亦无效或可撤销。这主要体现在选择适用比例财产共同制的夫妻双方之间的“比例”选择上。从世界各国之规定来看对夫妻双方约定之比例并无规定，我国更是对此以绝对自由观念不做任何规定。我认为这样有违公平之原则，法律对此实应作相对确定之规定。我认为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衡量：一，双方约定部分共有，双方在共有部分中的出资部分占其各自财产比例需相仿；二，不得以一方的全部财产而以另一方的一部分财产结合为公有财产。[vii]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时期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是由该时期的生产力性质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现在的法律不是由人们凭空创造，而是在不断扬弃过去时代法律和法学中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东西，吸收适合自身社会成长需要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和创新而形成的。目前，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财产不仅在数目上，在表现形式上，在变化的速度上都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这样使得财产关系在婚姻家庭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一轮婚姻家庭立法实践中应集中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完善，提高该制度的具体化程度，使其适应各种复杂情况，满足当事人的不同需求，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