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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洪泽:土地流转,晚流转不如早流转

2011-01-20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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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记者日前在江苏省洪泽县采访土地流转工作时,三河镇党委书记谢建东见到记者就说: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热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谢建东介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江苏省洪泽县三河镇联堡村支部书记赵建东就三番五次地找到他,要求继将村南的一片土地流转出去之后,

记者日前在江苏省洪泽县采访土地流转工作时,三河镇党委书记谢建东见到记者就说:“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热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谢建东介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江苏省洪泽县三河镇联堡村支部书记赵建东就三番五次地找到他,要求继将村南的一片土地流转出去之后,再把村北的一片土地流转出去。“在三河镇像联堡村村民这样积极要求土地流转的农民并非个别现象,有不少农民认为晚流转不如早流转,早流转不如现在就流转。”

  三河镇现有2.3万人、4万亩耕地,是一个传统的农区。去年年初,洪泽县得知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要在江苏建设最大的中药材种植、生产基地后,县委书记王兴尧亲自带队找上门来,要求与两家药业公司开展合作,建设洪泽湖健康产业园。

  洪泽县与医药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规定,健康产业园整个项目面积2.5万亩,去年一次性流转5100亩,作为核心启动区,今年计划再扩大规模流转8000亩。据有关部门介绍,这也是江苏单宗一次流转规模最大的。在流转过程中,考虑到土地二轮承包还有20年到期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企业与农户签订的合作期确定为20年,每五年为一个价格调整段,如果土地权属长久不变,这种合作关系就可以延续下去。在土地流转的第一个五年,农民每亩每年可获租金500元。

  虽说涉及到土地流转的农民都在合作意向书上签了字,但等到真要进行土地流转时,少数农民还是出现了反复。他们担心,公司如果垮了,农民拿不到钱怎么办?当被告之公司垮了,政府垮不了也跑不了时,他们又担心,政府是垮不了,可如果换了领导怎么办?为了打消农民的顾虑,镇党委、政府又多次耐心地作农民的工作,虽然土地流转了,但土地的性质没有变,农民的使用权没有变,即使出现意外,完全可以收回自己的经营权,这在合同条款中作了明确规定。到目前,三河镇下辖的四坝村、联堡村、塘西村共有784户农民,向医药公司出租了5036亩责任田和980亩林地。

  建设洪泽湖健康产业园,农民迅速实现了由一个收入向多个收入转变的飞跃。据测算,三河镇土地流转前,一亩地一年的纯收益不超过800元,而土地流转后,当年每亩纯收入就可达五六千元,是流转前的数倍。从收入构成看,主要是三部分:

  一是土地直接收益。在土地流转的第一年,农民每亩每年可获租金500元,而且是到时候就拿。以后随着物价上涨,每五年还可以以调整一次租金。

  二是就地务工收入。土地流转后,中老年人和妇女也有了用武之地,被医药企业雇佣种植、管理中药材。医药公司虽是季节性临时用工较多,但人均每年可领工资4000多元。去年5月至9月的用工高峰时,有400多农民在基地做工,其中50至65岁的老人占70%,共发放工资124万元。联堡村村民李基华是一个年近80岁的老太太,从5月到10月间,因参与种植、管理中药材共得工资3000多元,十分满意。

  三是外出打工收入。土地被租用后,农村青壮年劳力可以毫无牵挂地到外地打工。目前,三河镇有六个组的110户农民将土地全部流转了出去,到外地打工。

  土地流转后,企业成了市场经营的主体,引发了经营模式的彻底改变和经营档次的迅速提升,大大提高了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县委书记王兴尧说,在农业发展模式上,过去普遍采取“公司十农户”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双方利益联结不紧密,产品质量、农民利益、生态安全都难以保证,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更暴露了这种模式的严重弊端。现在健康产业园实行的是“公司十合作社十基地”的模式,它有两大好处:

  一是质量安全得到了保证。由于生产经营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生产种植基地完全由企业经营管理,从种到收、从种子到施肥、从劳动到技术,全部由企业一手掌控,农民只是被雇做工。这样,过去“公司十农户”屡屡发生的种种质量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产品质量和安全有了可靠的保证。

  二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得到了改变。土地流转后,农民以土地作股,加入合作社,合作负责与企业打交道,这样既减少了企业面对千家万户的麻烦,又改变了农民的弱势地位,不仅收益有了保障,而且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放手务工创业。

  更重要的是,实行土地流转后,三河镇的农业迅速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由于参与健康园土地流转的农民切切实实地尝到了甜头,吸引周边的农民也纷纷要求进行土地流转。对此,洪泽县委书记王兴尧认为,在群众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必须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循序渐进,切不可操之过急。他认为,当前土地流转的最大风险是医药公司的经营出现大的问题,如此则农民的利益难以保证,土地流转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协调公司、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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