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处罚黑车被指不透明

　　从去年10月开始，本报记者调查近百名司机(包括黑车司机)，他们称黑车执法过程中有诸多不规范之处，存在“靠‘钓鱼’认定黑车”、“罚款可讨价还价”、“中介能靠捞车获利”等现象。本报记者就此多次向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求证，均未得到答复。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将明确各类黑车非法运营处罚标准。

　　郑峰(化名)跟黑车较上劲了。

　　他调查黑车问题，特别是黑车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这里面太不透明。”

　　很多人说他跟政府打击黑车唱反调。郑峰说自己不是在为黑车平反，而是想促进黑车执法更加公正、透明，这样才能更好治理黑车问题。

　　本报记者历时数月，对百余名黑车司机进行调查。郑峰对黑车执法过程中的诸多疑惑，也是他们心中的谜团。

　　黑车认定

　　界限模糊被指“暗箱”

　　“自己1岁的女儿也算乘客?”杨阳说，他没要搭车女子的钱。

　　郑峰调查黑车，源于一次被认定为黑车的经历。

　　2008年6月23日，时为北京某公司销售经理的郑峰，受朋友委托，开马自达轿车带日本客户游玩十三陵。准备进入景区时，他们被交通执法队员拦下。

　　郑峰被认定涉嫌未取得营运许可擅自载客，车辆被暂扣。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杨阳(化名)身上。这名销售导航设备的人员，雨天带着小女儿驾车去接妻子。他称，途中遇到一名女子拦车希望捎一段路。随后，交通执法人员出现，认定杨阳开“黑车拉活”。

　　更让郑峰、杨阳等不解的是，认定黑车程序疑似“暗箱操作”。

　　多名司机(包括黑车司机)证实，到执法队接受处罚时，只能“只身一人”。记者暗访，北京交通执法五队、二队等处理黑车部门，均只允许车主一个人进入办理，随同亲友禁止入内。

　　司机们称，接受处理时，会被要求写“检查”，承认拉黑活违法。这份“检查”或是有范文，要求司机照抄;或是执法人员口述，司机记录。“不写检查，就拖着不处理。”多名司机说。

　　整个认定过程中，司机不能与乘客对质。

　　杨阳领到的执法文书中，“从马连洼载客两人送至龙泽城铁，收车费20元。”

　　“自己1岁的女儿也算乘客?”杨阳说，他没要那名女子的钱。执法人员出现后，女子却不见了。此后处理中，再未见到该女子。

　　上海“孙中界钓鱼执法案”的代理律师郝劲松，当前对黑车的认定太过草率。拼车或者搭顺风车，不应定为黑车。黑车应该是经常性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无照营运行为。而“钓鱼执法”等取证程序错误，取证难度大不能成为违法取证的借口，以欺诈、引诱胁迫等方式取得的“证据”都应无效。[page]

　　适用法规

　　法规繁杂处罚标准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对于黑车整治，统一执法依据非常必要。

　　“马自达”被扣一周后，郑峰到交通执法总队接受处理。

　　他拿着朋友公司出具的“委托陪客户游览”证明，仍被认定非法营运罚款6万。

　　郑峰被认定拉黑活，通知书上写着，违反《道路运输条例》。

　　老杨同样被查，处罚决定书写着，违反《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今年4月，开具给司机小马的罚单上，违反《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同为查处黑车，为何依据法规不同?

　　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网站中，所列执法法规有《道路安全法》、《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无照经营取缔办法》等。此外，还有《北京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等法规。

　　这些法规中，关于“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处罚数额不等、方式不同。

　　对此，行政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对于黑车整治，统一执法依据非常必要，应当针对汽车无证经营制定明确专门的法规。

　　罚款数额

　　裁量权大像“市场卖菜”

　　“跟菜市场似的，黑车罚款能讲价。”多名司机证实，可跟执法人员“杀价”。

　　郑峰不同意6万元的处罚，他要求听证。

　　经几番“折腾”，执法人员表示，仍认定非法营运，但因态度老实，6万元罚款减为1.5万元。

　　“跟菜市场似的，黑车罚款能讲价。”多名司机证实，可跟执法人员“杀价”，“态度要好，多讲困难，多去几次，软磨硬泡。”车辆的档次和新旧程度也是拟定罚款数额重要参考。

　　多名司机表示，目前情况下，执法人员手中的裁量权太大，容易引致腐败。“就要像交规，罚多少一一对应，谁也没话说”。

　　在姜明安看来，为保证行政行为的实质公正，行政行为一般都存在相应的自由裁量权，以便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但要防止行政裁量权滥用，行政执法机关应就裁量行为制定基准。

　　他认为，执法中“讨价还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允许的，但应当是在第三方组织的听证会上公开进行。对黑车司机的执法应引入听证程序，对一定罚款，如3000元以上的处罚，都应召开听证会，由黑车司机和执法者进行辩论，确定适用法规中对应的情形和处罚基准，不能由执法者单方定罚。[page]

　　“捞车中介”

　　中介“有路”赚好处费

　　10余名被扣车司机证实，“黑中介”参与过自己的处罚和取车过程。

　　“马自达”被扣了17天，郑峰虽不认可处罚，“也只能委曲求全交钱。”

　　有人告诉他，应该找“黑中介”。这些人在执法队有“路子”，“能花小钱，省大钱。”

　　记者调查曾看到，交通执法五队门口曾长期贴着一块“温馨提示”。有少数不法分子借口帮忙处理违章名义进行诈骗犯罪活动。请处理违章人员不要轻信任何人“铲单铲车”谎言。

　　今年4月27日，黑车司机大张在立水桥城铁站被查。执法人员口头表示罚款1.5万元，他证实自己找“黑中介”后，开出的罚单上变为罚款6000元。

　　10余名被扣车司机证实，“黑中介”参与过自己的处罚和取车过程。

　　记者在执法大厅门口暗访，自称车辆被扣来接受罚款，经常有一些人过来搭讪称能“低价捞车”。这些人通过电话联系后，让司机前往执法队某科室接受处理。随后，原本超过万元的罚单，罚款数额会变为6000至8000不等，中介费一般为2000元左右。

　　司机老魏证实，此前他在霍营城铁站拉活时被查，拟罚款两万。他通过执法队门外的“中介”，共花1万元将车提出。

　　去年，上海“孙中界钓鱼执法事件”后，该中介通知老魏退还3000元中介费。

　　对此，姜明安建议，对执法人员与中介勾结的问题，可设立有奖举报机制，鼓励司机举报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司机可留下录音或其他证据，向相关部门反映。相关部门查实后可重奖举报人。另外，还应在执法机关内设立专门的督察队伍，监督行政执法。

　　罚款去向

　　市民申请公开被拒绝

　　他认为，黑车管理存在“以罚代管”之嫌，并不能有效解决黑车问题。

　　郑峰拿回车，越想越觉得冤。2008年8月，郑峰向北京市行政复议办公室提出行政复议。

　　同年10月，交通执法部门承认“执法有瑕疵”，将罚款退还郑峰。“给我的是报纸包的现金，既不是带有抬头的支票，也没有出具相关文书。”他回忆，他并没有书面证据证明自己曾领过退款。

　　“每年查处黑车所得罚款都去哪了?”拿到钱后，郑峰开始思考。他认为，黑车管理存在“以罚代管”之嫌，而这种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黑车问题。[page]

　　随后，郑峰三次向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其中包括查处黑车所得罚款总额及流向等项。执法总队对部分申请内容拒绝公开。

　　“作为公民，我有权知道黑车所得罚款总额及流向。”郑峰就此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知，2006年总队收缴罚没款8335.8万元，同比增加25%。2007年总队收缴罚没款9170万元。

　　姜明安指出，黑车罚款收入等应是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不属于依申请公开信息。公民要监督政府，有权知道这些信息。

　　郑峰的行政诉讼，西城法院不予立案，上诉后一中院维持西城法院裁定。近日，市一中院受理了郑峰的再审申诉审查。

　　据悉，此次“脉冲行动”中，对于非法运营的黑车，统一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城管部门将处以法规高限的2万元罚款，并扣留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