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取证
20分钟的输液，让两岁的鑫鑫致残，但经过医疗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
在这场医疗纠纷中，为了取证，鑫鑫的家人搜集了40多本专业书，和很多医疗纠纷中的患者一样，这家人不得不成了“法学专家”和“医学专家”。
艰难的取证过程，使得孩子残疾的责任认定持续了8年，而这场“拉锯战”彻底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
天山网讯（记者徐洁报道）鑫鑫的不幸，从两岁那年开始——一次就医输液导致他的肢体运动障碍。4岁后，鑫鑫开始经常被长辈们抱着在法庭上打官司，他渐渐长大，已经12岁，但官司依然没有结束。
得不到合理的说法，8年来，鑫鑫的父母奔走于各个职能部门，找证据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
忧郁的眼神
2008年1月20日。近几天，库车县的气温总是在下降，符航已经为儿子鑫鑫上初中的事找遍了库车县所有中学，但因儿子的生活和学习都无法自理，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他。这一天，她还打算再去试试，就像儿子上小学时那样，一遍又一遍地请求终于打动了学校领导。
12岁的鑫鑫蹲在校门口，用颤抖的右手捡着地上的石子，然后用颤抖的左手握住右手的手腕，把石子扔向离他只有1米不到的绿化带里。
“下课时，我只能趴在教室的窗台上看着同学们玩，我很想和他们一起玩，可同学们怕弄伤我，都不和我玩。同学们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抄完一篇课文，可我做不到，只能用左手固定右手，颤抖着使尽全身力气写出几个字。我不喜欢走在街上，不喜欢别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鑫鑫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10年里，渐渐懂事的他变得越发敏感、自闭。
鑫鑫吃饭都得家人喂，自己吃就会把饭洒得到处都是，就连衣服扣子都没办法自己扣。在学校上下楼梯或是去厕所，都由同学扶他去，作业不能自己动手完成，经常都是他说，父母代写。
除了家、学校外，鑫鑫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和法院。
在法庭上，鑫鑫很安静，像是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学生。
“你知道为什么要上法庭吗？”记者问。
鑫鑫摇摇头说：“妈妈说，她必须要为我的病和将来的生活讨个说法。”
法庭留给鑫鑫的印象是这样的：“有许多陌生人。长大后我自己也要去打官司，和我的病有关。上学后，我发现，其他同学都没去过法庭，只有我常去。”
符航说，她一直希望儿子的病和官司只是噩梦。
输液酿悲剧
1995年11月12日，鑫鑫出生在库车县人民医院。符航记得，儿子的身体一直不错。两岁时，鑫鑫就能记住家里所有人的电话号码，会背“幼儿家教课堂”三本书的内容和几十首唐诗，是一家人最疼爱的小活宝。
儿子出事前，因发烧、咳嗽5天没有好转，1998年1月19日凌晨，鑫鑫被送到库车县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为支气管肺炎，需入院治疗。
在符航复印的病历上这样记录着：6时35分，先锋霉素皮试报告；6时45分输入氨茶硷；7时05分，注射先锋霉素。
“换药后，鑫鑫就开始喊疼，我就找来护士拔掉了输液针。”符航说，儿子当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还不停地发抖，并进入了昏迷状态。
16天后，鑫鑫被转至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
经过治疗，鑫鑫虽然清醒过来，但手却严重颤抖，说话吐字不清，走路不稳。一年后，自治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做出库车县人民医院对鑫鑫的治疗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
鑫鑫出院后，父亲杨宏一直遵照医嘱，坚持带儿子去医院复查，并去内地求医，一心期待儿子经过治疗，病情能有所好转，可是两年过去了，鑫鑫没有一点恢复的迹象，他们渐渐绝望了。
2000年，杨宏带着儿子去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诊断让他大吃一惊，原来孩子的病是由于输液反应造成的脑部缺血。
“按照相关医学要求，250毫升的氨茶硷每分钟的滴速应为8-10滴，按此计算，鑫鑫的氨茶硷输液的时间应该在1个半小时，但从病历中的时间看，这次输液只用了20分钟。”由此，杨宏和妻子认定在库车县人民医院输液是一切悲剧的根源。
八年“拉锯战”
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鑫鑫一家人为了维权，进行了艰难的取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份复印的病历一直是他们手里惟一的证据。
杨宏和妻子曾多次拿病历到库车县人民医院与院方协商，但医院的态度让夫妻二人越来越感到失望。
“医院负责人说，他们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除了手头上的病历，我们无法从医院取得任何证据。”符航说，医院的负责人不断在换，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当时的主治医生，但医生只是沉默不语。
“我们当时只能先做医疗事故鉴定，但是依据当时的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我们不能越级鉴定，只能由库车县卫生局进行鉴定。”杨宏说，“鉴定结果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听说县医院的人也是鉴定组的成员。”
杨宏申请要看鉴定会议记录，“起初以种种理由拖延查看时间，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这份记录。”杨宏手里拿的一份由库车县卫生局开出的证明上写着：“由于人事变动及多次搬挪办公室，所有材料经过我局档案室查找，均未查到。”
8年的官司，鑫鑫一家人经历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两个时代，虽然鉴定方由县鉴定机构转变为自治区级鉴定机构，但是由于证据缺失，鉴定结果依然是不构成医疗事故。
为了少走弯路，鑫鑫家里堆满了医学书和法律书，每一本书里只要是和鑫鑫官司有关系的信息，都被用笔重重勾了出来。
“取证实在是太难，需要很长时间，这样的话一打官司就被质疑已经超过法律时效，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证据是无效的，但是通过正常渠道我们却总是无法得到证据。”符航说。
2001年1月，符航向库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库车县人民医院赔偿医疗费3万元。
一审后，符航意外地发现医院提供的病历和自己手中的不一样，“复印病历的时间是1998年1月19日至1月29日的，而医院的病历比我们的多出了15天的记录。”符航说，这样他们手里的证据突然间变成了部分证据，其他的证据又没有办法拿到，院方提供的证据都是对医院有利的，因此，第一场官司，鑫鑫一家就败诉了。[page]
2002年7月，库车县人民法院驳回了符航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根据相关机构鉴定，县医院没有构成医疗事故。
鑫鑫的父母虽然复印了病历，但是由于没有加盖医院的印章和其他证据，无法证明医院的病历有改动的行为。这也成为了鑫鑫官司中的“硬伤”。
8年中，杨宏夫妇下定决心要打赢官司，他们开始研究法律和医学，家里摆放了40多本这类书籍，有医生和律师惊叹，他们的专业知识不亚于业内人士。
2003年11月4日，鑫鑫被阿克苏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同年2月21日，库车县人民医院评定鑫鑫为三级伤残。
但在随后的判决书里，法院还是依照1999年的鉴定结果，认定医院只承担过错责任，鑫鑫一家再次败诉。
2008年1月28日，法院第三次判决医院只承担过错责任，赔偿鑫鑫各项费用21万元。医院向库车县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这些年我不知道跑了多少职能部门，诉讼6次，开庭8次，收到3份判决书。后来，只要一进法庭，我就头疼，我们拿不出主要证据，不知这案子什么时候能审出个头来。”杨宏深感无奈地说。
□焦点
“取证难”难在哪里？
在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通常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提出权利请求和事实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尽管现在采取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但患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新疆浩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乔文辉说，医疗纠纷里包含很强的专业知识。显然医方是这些专业知识的占有者，导致患方在诉讼过程中处于明显的专业劣势地位。
患者应当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患者应当对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即原告应当首先证明其与医疗机构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接受过被告医疗机构的诊断、治疗，并因此受到损害。
乔文辉说：“这件案子就是因为患者不能对上述问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他们的很多请求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医疗纠纷案件审理的难度在于，法官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即主要通过医学会鉴定或司法鉴定的结论来判断案件事实。有的案件出现多个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时，法官往往不知所措。加上此类案件审理时间长，审理周期多以“年”计算。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单、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复印或者复制服务并在复印或复制的病历资料上加盖证明印记。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时，应当有患者在场。
乔文辉说：“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享有知情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
“当发生医疗纠纷时，患者首先要有收集证据的意识，应向医院要求将病历资料立即封存，最好能对封存过程进行公证或请律师作见证。医疗机构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患者的合法要求。”
一位曾经担任过鉴定专家的医生向记者透露，很多医生会将一些重要信息记录在病程记录上，而这类记录往往就是患者无法取得的证据，而在举证过程中很多医院则只会用对其有利的部分。而就算封存资料，保管者还是医疗机构，目前还没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监管。
乔文辉说，如案件将要或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患者应及时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或调查取证，尽量收集有利于自己的一切证据。图/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