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的新景象

　　马克思和列宁创立的资本输出理论，是国际投资理论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他们关于“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资本输出的根本目的是追求高额利润率、资本输出能拓展和强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等基本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度内，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投资的实际状况与马克思和列宁当年考察和分析的资本输出有显著的不同。我们既要坚持已被实践证明的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基本观点，又要紧密联系实际，加强理论研究，科学认识新历史条件下的国际投资，为我国正确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主体

　　马克思和列宁所考察的资本输出，投资主体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或金融资本集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任国际投资主体角色的既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也有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既有资本主义企业，也有社会主义企业;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国际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联合国成立后国际经济协调核心机制的逐步建立。正如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国际投资也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和国家可以进行国际投资，社会主义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和国家也可以进行国际投资，全球性的金融组织还可以进行国际投资。当然，主要由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无论在国际直接投资或国际间接投资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数据，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中，发达国家1993年～1998年和2004年分别占85.9%和87.3%;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中，发达国家1980年和 2003年，分别占89.2%和88.7%。

　　形式

　　马克思和列宁所考察的资本输出，是以借贷资本和证券投资为主要形态的资本输出，即主要考察的是国际间接投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投资，尽管在相对比重上国际间接投资仍占主要地位，但国际投资的规模与形式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投资总额仅有约400亿美元;而2004年，全世界国际投资的规模竟高达50,430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金融证券化(即传统的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筹资的方式逐步转变为通过证券市场发行证券的方式)已逐渐成为国际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此外，随着技术进步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还出现了国际租赁、国际基金、BOT投资(建设―――经营―――转让)、ADR投资(美国存托凭证)、金融远期、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在国际投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新形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有了惊人的发展，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05年，国际直接投资的存量已高达10.1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2.7%。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标准为纽带，以各国为车间”，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建立起以价值增殖链为纽带的跨国生产与经营体系。2005年，跨国公司海外分公司总产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0.2%，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8.5%，提供了6209.5万个就业岗位。目前，跨国公司进行的研发活动约占全世界研发活动的4/5。[page]

　　流向

　　马克思和列宁所考察的资本输出，一般说来是单一流向，即从经济发达国家流向经济落后国家，或从帝国主义国家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发达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资本输出，则只占次要地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流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与国际投资主体多元化相对应，国际投资的流向呈现出多向性和交错性的特点。既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垂直流动”)，也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逆向流动”)，还有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水平流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资本输入国，“一身而二任”。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流向。仍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数据，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额中，发达国家1993年～1998年和2004年分别占63.8%和58.6%;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中，发达国家1980年和2003年则分别占56.4%和69.2%。显而易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当代国际投资的主要流向。

　　当代国际投资的主要流向何以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角度是既考察资本输出方的投资动机和自身优势(或广义的动力机制)，也考察资本输入国的投资环境(或广义的引力机制)。由于私人资本输出在当代国际投资中占主要地位，从而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私人资本输出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率和资本输入国存在“有利投资场所”等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国际投资的这一新特点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我认为，仅就私人资本输出而言，撇开其根本动机和自身优势不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成为相对有利的投资场所，至少有如下四方面的因素或条件：(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消费结构)较为相似，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使跨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占主要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的生产和销售条件较为有利;(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市场容量很大。(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在投资环境的“软件”和“硬件”方面普遍优越于许多发展中国家。(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政局较为稳定。以上重要因素或条件，有利于私人资本输出获得长期稳定的高额利润。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14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之首，其基本原因在于：(1)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2)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当低下(如果排除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我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3)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商直接投资在税收等方面实行力度颇大的超国民待遇;(4)我国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法制环境和东、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国家政局长期保持稳定。从而，我国便成为境外资本(特别是境外私人资本)相当有利的投资场所。[page]

　　实质

　　马克思和列宁揭示了资本输出的根本动机是追求高额利润，主要体现了经济发达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或殖民地、附属国)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投资仍具有相当的适用性。然而，结合当代国际投资实践进行考察，有两个问题应进一步加以认识。

　　一是，对国际投资中的私人资本(或私人资本控股的企业与企业集团)输出与公有资本(或公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与企业集团)输出、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动机要有所区分。私人资本输出在当代国际投资中扮演主要角色，其根本动机仍然是追求高额利润。无论经济学家将其具体动机作何种概括，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然而，对于公有资本输出、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动机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我国大型国有石油公司的跨国直接投资，就不能将其动机完全归结为追求高额利润，其中必有我国开发和利用国际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的战略考虑。政府贷款在此是指一国政府向别国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无论是资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向别国提供的政府贷款侧重考虑的是政治和双边经济援助等因素，而不是逐利因素。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提供政府贷款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国家并不等同。国际金融组织向某些国家提供的低息贷款，不能称之为公有资本输出，但其基本宗旨是协调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逐利。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既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国际投资主体与流向的重大变化，也由于国际投资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调机制的逐步建立，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方与资本输入方的经济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而言，国际投资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在资本输出方与资本输入方之间，确实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则存在着主权平等国家之间程度不同的互利关系。

　　作用

　　当代国际投资总体上相对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又是主要的资本输入国。另一方面，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制定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基本上处于“被迫跟进”的角色，从而国际投资更符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page]

　　国际投资对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作用明显不同。一般说来，国际投资对资本输出国的积极作用主要是获得利润、贸易和资源等方面的好处，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容易导致某些产业“空心化”、减少税收来源和就业机会、加剧贫富分化以及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不自觉地培植投资东道国的竞争对手等。国际投资对于资本输入国而言，其积极作用一般是扩大资本规模、提高技术水平、改善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和税收等;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外资控制某些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命脉、挤占甚至垄断某些重要商品市场、通过转移“三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业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销蚀部分经济主权甚至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等。当然，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居主导趋势的大背景下，同样实行对外开放，国际投资对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具体得失利弊，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各国能否制定并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对外投资战略与引进外资战略)，能否建立与健全既符合国际投资规则和惯例、又能保障和增进本国全局与长远利益的调控与监管体制。在这方面，韩国的成功经验和某些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可资借鉴。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代国际投资中既要抓住机遇，也要迎接挑战，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基本制度，努力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的双向开放新格局，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