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之人工受精
导读:据2009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表明：不孕不育率攀升到12.5~15%，接近发达国家15~20%的比率。
当不孕不育成了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生孩子对一些人来说难若登天。人工授精、试管婴儿这些辅助生殖手段，便成了他们完成生育的技术救赎。这种技术救赎的确带来了希望，但也不难想象它所引发的阵痛。
荷兰人茱迪丝·耶特林德将她4次失败的人工授精的经历写成了一本畅销书，此书被翻译成17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发行。书中讲述她噩梦般的磨难：从流产、宫外孕到一次次用细针穿透阴道壁提取成熟卵子的人工授精。
求子不得的心理压力，让她开始对生育恐慌并且回避一切有关生育的话题。“我想要个孩子”是这本书的名字，也是她最急迫的呼唤。对孩子的渴望始终炙烤着她的内心，简直就像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疑难杂症。虽然，可以收养孩子，可以丁克到老，但要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是如此强烈，那种炼狱般的痛苦简直刻骨铭心!
“越无法拥有，就越想要拥有”
“以前我凡事求完美 ，生孩子也不例外，越无法拥有就越想要拥有。但怀孕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各方面的状态都要达到平衡才行。我能怀孕，很大程度跟心态的改变有关。”46岁的卓鸣，在6年前经历了两次失败的试管婴儿手术后，自己意外怀孕。她描述成功怀孕的经验在于“心态完全释然了”。
原本忙碌于事业、对孩子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但自从39岁知道自己不能生育的那一刻起，特别想要孩子的心情就搅得她生活大乱。北京的一次医疗失误，让她失去了一侧的输卵管。手足无措之际，在法籍丈夫安排下，她先后在法国做了3个手术，解决输卵管粘连和医疗失误造成的妇科问题。半年之后，仍然没有怀孕。心急火燎的她不得不把试管婴儿技术当作最后的稻草，尽管法国医生告诉她成功率仅15~20%。
繁复的检查和或长或短的等待，至今让她心有余悸：“先是大大小小的手术，梳理我的身体机能。疗程正式开始后，数不清的吃药和打针。”针药里含有激素，后遗症是，身材苗条的卓鸣现在穿的衣服比过去足足大了3个号。
“取卵的前两个星期左右，我几乎每天都要抽一管血，查身体的各项指标。”卓鸣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检查，她不知道所做的这一切，得到的结果会是什么。“取卵子的手术后，麻药效力很快过去，我疼得趴在那里一个多小时。”接着又是日复一日地吃药、等待，“用药时间要求非常精确，不容一丝大意。”
试管婴儿就是让卵细胞和精子在体外受精，进行早期胚胎发育，然后再植入子宫。等到整个疗程的第42天，观察身体是否接受它。最痛苦的就是这段等待。
那段日子里，她怎么也无法让自己放松。“我每天都试图忘掉这件事，很难。怎么可能不紧张?对不能生育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选择。我受了这么些罪，一定要成功!”
拥有放松的心态，对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过高期待带来的心理压力，就像一道枷锁，锁住了成功受孕的大门。果然，受精卵没有在子宫里“挂住”，掉了。“那种感受就像走了一趟地狱。”
接连两次失败后，卓鸣绝望了，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她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丈夫没有给她任何压力，他们甚至还商量好，如果仍无法受孕，就去领养一个孩子。
想通了，也就放下了压力，卓鸣抱着求子以来最轻松的心情，准备去接受最后一次辅助生殖。而就在这时，她竟然自己怀孕了。医生直呼“奇迹”。孩子就像一个不期而遇的礼物，在她42岁时降临到她的生活中。
实际上，在接受人工授精的大军中，不少人正经历着卓鸣的遭遇，生育不仅是番生理磨难，更是一桩心理上的历练。心理咨询师证实，心理性不孕确实存在。有些渴望孩子的女人没有生理上的问题，却可能因为紧张、心理压力等，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排卵障碍或不排卵。没有卵子，哪有孩子?重庆天爱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李晋伟曾经做过一个个案。找他进行心理咨询的一位女性，接受过两次人工授精，但都以失败告终。她告诉李晋伟，她想要个孩子来维系她与丈夫间摇摇欲坠的感情。“我感觉她潜意识里，因为缺乏安全感，恰恰是排斥要孩子的。所以人工授精一直失败。”李晋伟的判断得到了验证：在十几次心理咨询后，这名女性跟丈夫的关系进入了良性循环，而孩子也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李晋伟更乐意从这个角度来诠释辅助生殖技术带给我们的福音：“你只有在一个良性的基础上才能进入一个更良性的状态。”在这种历练中，只有把所有的心理垃圾抛开，才会收获水到渠成般的通畅。
“既然爱情是靠不住的，那孩子总该靠得住吧?”
“不知道为什么，年龄越大，越爱待在家里，孤独感也越强。我对于爱情已经没有了安全感， 可能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让我觉得有一个精神依托吧。”
刘风(化名)，31岁，外企中层，有着不错的家世和外型。他是个同性恋者，“这些年我身边的男朋友来来去去，每次我都希望长久，可是每次都失败收尾。现在正常男女谈恋爱，都分分合合，更何况‘同志之恋’了。”
27岁时，谈了4年的男友离他而去，让他对于爱情的安全感降到了最低。母亲说，你至少得有个孩子啊。否则我们老两口走了，你要孤独终老吗?——这话触动了他。既然爱情靠不住，那孩子该靠得住吧?他托朋友帮着打探愿意通过人工授精来为他生孩子的女性。他可以为此支付20万元人民币。他甚至还试探过女性好友：“那么多卵子都浪费了，不如捐给我一个吧。我再去找个代孕妈妈。”
如此折腾和等待了一年，没有结果。30岁时，感情再度受挫的他心情到了冰点。“只有孩子是完全属于我的。”他对自己说。2009年底，刘枫与一个女同性恋者开始了“交往”。对感情缺乏安全感的两个人不谋而合：都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与“女友”去医院具体咨询人工授精事宜，方才知晓，在中国，做人工授精首先必须有两证，结婚证和准生证;夫妻双方还必须接受检查，确实有生理问题，才能实施人工授精。现在刘枫筹划着结婚，“结了婚再去试试，有了孩子，再离婚。”也许有一天，技术可以一偿刘枫拥有自己孩子的心愿。可是，孩子真的能填补刘枫缺失的安全感吗?
英国女孩Isabelle与中国女孩刘丹在英国注册结婚后，来到中国生活。有中国男性友人自愿提供精子，Isabelle在家自己动手完成了“人工授精”。
Isabelle 对“自助人工授精”的过程轻描淡写：“他把精子射在一个用开水消过毒的杯子里，我用没有针头的针管把它们注入体内。”历经5个月、4次失败之后，Isabelle怀孕，生下一个男孩，现今快两岁了。
做了母亲的Isabelle，却被更大的忧虑包围。“我很担心孩子会受到不公正的眼光和对待。”更让Isabelle难过的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爸爸以前还来看他，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无法接受这件事，他就再也不来了。”
Isabelle知道父爱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有多么重要。这是她目前仍在努力、却又无力解决的难题。
“释放了母爱这枚定时炸弹的能量”
“20多岁的时候我曾扬言要当丁克，对小孩毫无兴趣。30岁的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大肚子就羡慕，再丑的小孩看着也觉得可爱。如果人类能单性繁殖，估计我也就繁殖了。”渴望要孩子不是因为寂寞，只是母爱像一颗定时炸弹，当吴迪30岁时，在她的身体里不由分说地爆炸了。
吴迪32岁结婚，就在她准备好做母亲时，她突然发现，不孕不育似乎无孔不入，身边的亲友和自己都没能幸免。辗转于各大医院，碰了众多医生的冷脸。一年后，吴迪转到 上海 九院的人工辅殖科，在那里遇到最有感染力的医生：“只要你们还有健康的精子卵子，就一定能怀孕!”
这期间的痛苦不能用语言形容。“譬如，为了保胎我总共打了72针，每天一针，打得屁股都硬了不过我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很多都不记得了。”煎熬归煎熬，在医生的鼓励下，第一次人工授精后，吴迪就成功受孕。36岁生下了一对儿女，吴迪知道自己是很幸运的那个。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让人犯罪：性和毒品。这两样东西对人的感官刺激，都能让人飘飘欲仙。而对吴迪来说，它们都比不上怀孕生产的刺激，“女人不生孩子不能体会人原来也是哺乳动物!这是上帝送给女人最好的礼物。当胎儿第一次动的时候，那种感受真是无与伦比。”
如今，每天早上，两个小人儿敲开夫妻俩的房门，蹿到床上爸爸妈妈中间，4个人躺在一起嘻嘻哈哈——这是吴迪最幸福的时刻。
作为母亲，也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吴迪有了自己的一套观念，“我只是我生的孩子的养母，他们是上帝之子，上帝经过仔细的甄别，挑中了我，认为我值得信任和托付，借我的身体生下了他们。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我的责任是爱他们，监护他们到18岁，帮助他们离开我，走他们自己的路。”
吴迪的好心态，赢来了生殖技术带给她的最好的礼物——释放了母爱这枚定时炸弹中的能量，借着母爱，完成了自我的转型。
为什么我们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如此痛苦，历经波折，还是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我们就这个话题采访了心理专家贾晓明、李晋伟等，他们的答案是——
基因扩散的需要，开枝散叶才足以证明基因的强大;
对死亡恐惧的克服，个体的生命仿佛可以通过下一代来延续;
女性身份的完整，社会赋予母亲这个角色的地位远远高于妻子和女儿;
生存安全感的弥补，又传统又现实的养儿防老观念便是来自安全感的缺失
无论是哪一个，这些答案的终极指向似乎都是——我们想通过生育和孩子让自己的生命更强大和更完整。这正是那些无论经历多少梦魇都要挣扎在生育边缘的人们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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