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留下好代表是真实民意选票

“得罪人代表”受欢迎值得深思

在时下的政治生活中，公民呼吁留下那些“模范代表和优秀代表”，就笔者的目力所及，并不多见。其之所以产生，源于“担心代表得罪人不能连任”。一因一果，见证了公民对“得罪人代表”的期盼，也表达了对那些不作为代表的不满。

上书行为对“得罪人代表”是一种鼓励和支持，而对那些“影子代表”“好人代表”恐怕未尝不是一种鞭策。公民的上书表明我们需要更多的“得罪人代表”而不是“花瓶代表”，折射出当下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缺乏有效性。有的代表履行职责热情不高，有的代表在提意见时，提建议和意见多，批评少。有的代表利用代表的特殊身份为自己谋取私利甚至为非作歹。部分人大代表履行职责不力，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且不利于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行使。如此以来，公民上书留下“得罪人代表”的意义就得到了张扬。

人大代表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言人，是人民权利的受托者。人大代表产生于人民群众之中，与选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和受托的关系。人大代表既然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应当充分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利用法律规定的地位，来反映人民的呼声。但是，公众对“得罪人代表”的欢迎告诉我们，那些有代表之名，无代表之实的“挂名代表”已经不符合民众的要求。

忠实地反映人民利益，是人民代表的天职。公众对“得罪人代表”不能留任的担心成为社会情绪值得重视。不能反映人民利益的代表无非是一种摆设，而“得罪人代表”受到欢迎，发展到上书的程度，在笔者看来，对当下中国有着珍贵的启示。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上书留下“得罪人代表”同样体现了选票的价值，是一种民意选票。所有的代表都应理性面对这种上书行为，进而考量自身是否符合公众的“民意选票”要求。

靠什么成为“得罪人代表”？是所有人大代表绕不开的问题。 □舒锋

留下好代表不能靠恩赐

要想留住那些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人大代表”，我们不能靠某个行政长官乃至上天的恩赐，唯一的出路就是：公民必须要有所作为、有所行动，尽最大可能去影响、参与每一次的换届选举，选出某个能真正我们选民利益的人大代表。

尽管按照中国当下的民主政治现实，人大代表选举还存在着直接和间接选举两种方式，而普通民众现在只能在后者———“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最基层级别人大代表选举中有所作为。正是因为权利如此有限，从今以后我们不应该像以往那般轻易就放弃权利，我们应该做到：越是基层的人大代表选举，越应该重视，尤其要高度重视我们自身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选举法》明确规定，在直接选举中，选民10人以上就可以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因此，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我们要选出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基层人大代表应该并不难。只有真正代表选民利益的基层人大代表多了，在间接选举中，选民“被代表”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当有一天那些“敢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人大代表”发现，个人即便不用看某个长官的眼色行事，代表的身份却依然能够延续，这样一来，社会上真正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人大代表就会逐渐多起来。冰心的女儿吴青当人大代表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艾芩哲

好代表继续疲于奔命很荒诞

毋庸讳言，市民的这种呼声，实际上是表达出对现行市级权力体系、话语系统保留民众意见出口的盼望，甚至说是担心。

近年来的深圳市区两级人大、政协会上，敢说话的代表、委员已经越来越多。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敢说不等于会说、值得说、能说出合适的内容———基于身份地位和生活环境的隔离，一些官员、老板代表(委员)每每话及民生，要么隔靴搔痒，要么南辕北辙，甚至“雷”语连篇；而某些以激烈言论出位的人，直言、敢言的却是自家的私事，把两会的平台变成信访室，借着近距离接触领导的机会，大倒苦水，其发言姿态和倾诉内容，未免失之于矫情。

说不说、说什么样的话、表达到什么程度，都是代表、委员的政治权利。但对于人大、政协，以及以直选和间接选举程序“被代表”的市民不能不问：究竟该如何评估代表、委员的履职表现？当初酝酿、协商、推选、选举过程依据的操作原则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无法排除敢说话、能说出正确代表民意民声的话的代表被差额、被换届落选的可能性，也将很难澄清市民对选举(换届)公正、民主意义的怀疑。

民众评价为确实值得“被代表”的代表(寥寥可数的几位)，在民情踊跃的背景下，被“安排”而顺利换届留任，不是说没有可能。但将民众眼中的模范代表、优秀代表，与其他一些不发言、不讨论、不问责、远离选民的人，一并留任(新任)，继续放入下一届的市级权力体系；继而让杨剑昌等人继续充当“刺头”、得罪人的角色，让本可以通过选区自然建立起代表(委员)与选民互动关系而传达的民意民声，再度重重地放在几个人的肩上，让几个人口干舌燥、疲于奔命，不是有点荒诞的意味了吗？　　　　　　□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