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春江水暖” 加快清除民间投资障碍

胡永红终于找到了“钱”进方向。今年以来，这位职业股民自称完成了他职业投资家的“战略转型”，把自己８０％的资金投入到了政府主持下的城建信托产品中，看中的就是这些项目的高回报、低风险：“政府给大家开通了优质的投资渠道，谁都不愿错过好机会的。”相比较，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荣坤“便宜”拣得就更大了，其出资３２亿元，破天荒地从政府手中“买下”了全长超过５０公里的“黄金通道”——沪杭高速公路 ——３０年特许经营权。

　　胡、张二人的投资故事，还只不过是众多民资大戏中的两出小折子。来自上海市政府的估计：目前，民间资本已占据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总投入的“半壁江山”；在上海整个高速公路网投资中，七成左右直接来自于民间资本。

　　而且，这种民间投资热潮在全国也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民航方面，温州均瑶集团收购武汉航空公司部分股权，标志民营资本首次以参股的形式进入国有的航空公司；铁路方面，在以往私人承包列车的基础上，私人资本今年有望作为项目发起人之一以参股形式参与铁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外贸领域，进出口经营权的获得，已经在入世之前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民营企业真正获得了从事外经贸业务的自主权。

　　统计显示：２００１年集体和个人投资已占到全社会固定投资的２８．４％，国有及其他投资比重为７１．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长卢中原指出：“如果考虑到‘其他投资’ 中有大量投资行为也来自民间资本，民间投资所占的比重会更高。约占４４．６％，整个社会投资增长的６．１７个百分点中，有５．１８个是民间投资贡献的。” 也因此，他认为“去年以来民间投资启动迹象明显”。

　　软环境改善功不可没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汉亚告诉本刊记者：“去年１２月国家计委首次就促进民间投资发布文件，比较详细地提出了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这表明，在市场对内开放的问题上，政府部门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和积极姿态。

　　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四川、陕西、吉林等地方政府，不但据此制定和完善针对民间投资的政策，更下力把政策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张汉亚指出：“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凡是民间投资增长速度快的地方，大多在民间投资政策上宽松和开明，比较规范”。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研究员徐连仲举例说：“比如，对民企下放外贸自主权后，立即激发了他们的市场积极性。今年上半年，沿海地区外贸出口高速增长，就是这种积极性的表现和政策落实效果的验证。这连锁引发了这些地区民间投资的迅速活跃。”在他看来，民间投资的活跃与否在目前条件下，是和政府相关政策密切相联的。

　　民间投资“壁垒”仍多

　　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虽然耀眼一时，但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看来，还远未达到改革开放以来其发展最好时期的水平。“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的１９年间，我国非国有投资年均增幅为２７．３％，高出国有投资近９个百分点。但在１９９８年出现逆转，非国有投资增幅比国有投资增幅低了１１．６个百分点。政府积极扩张性财政投资，民间投资并没有被启动，这一状况自１９９８年一直持续”，他认为即使现在，全局来看也还是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因为针对民间投资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和障碍、甚至错误观念，并没有真正得以消除”。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曾讲到一些尴尬的现象：“在某些行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限制民营经济进入，可‘明宽暗管’的现象十分严重。即便是一些已经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行业，民间投资也很难进入。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东莞，在当地的８０个行业中，允许外资企业进入的有６２个，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４２个。”保育钧称，国家计委负责人曾表态，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对内商同样开放，但我国迄今还没有一个面向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目录。

　　他还提到了税赋。“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民营企业在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增资时还需要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外商投资企业增资不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返还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他还指出在进出口贸易政策方面也不平等：“民营企业虽可争取到进出口自主权，但门槛依然很高。”

　　还有一些更为令人痛心的故事。某些地方政府对民间资本甚至抱着“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态度。据记者了解，湖北咸宁地区１０７国道改建，民营的谭氏公司与交通局签合同，如约投资３０００万元，过路收费由交通局负责。但交通局背着谭氏公司把路产路权卖掉且不付给公司分文。接着又提出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当初定立的不是投资关系而是借贷关系，而地方法院居然照判。

　　国家计委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给记者指点了其中的迷津：“现在对政府有关经济职能部门利用内资这项工作没有列入政绩考核，而利用外资有考核。其结果是领导不愿把力量放在利用内资上，使民营经济处于放任自流，自生自灭的状态，甚至出现损害民资的现象。”
　　加快清除民间投资障碍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汉亚认为，这几年民营企业几经磨练，与市场经济打交道的经验已很丰富。但因为市场的饱和，明显盈利的项目越来越少。而国家号称开放的领域，一时难以进入，制约了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所以，现在最首要的工作就是把已出台的政策落实在实处，真正在行动上拓宽民间投资的空间。”

　　国务院发展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指出这个工作的中心就是继续打破三大障碍。首先是市场准入的障碍。他介绍国家计委２０００年就提出，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其余领域都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但到现在谁也搞不清楚不许进的是哪些，也搞不明白许进的是哪些。他建议中央综合部门要早些拿出切实可行的、合理的目录清单：“要把在ＷＴＯ谈判中作出承诺的都包括进去，要明确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首先对国内民间开放。”尤其是地方政府“宁国勿民”的观念要破除掉，“因为这与效率第一、政府不与民争利的经济哲学相违背”。

　　其次就是行政的障碍，也就是制度的障碍。郭励弘强调必须改革项目审批制：“投融资体制改革是诸项体制改革中最滞后的一环，最大的障碍是项目前期工作中以审批制为代表的行政壁垒。国资的所有者缺位，严加审批尚可理解。民资所有者健全，审批所为何来？”

　　最后就是信用障碍，这一点主要难在政府信用。“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但病根出自国资、国企和其后面的政府主管部门”，郭励弘认为这都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最本质的根由。“许多民间投资在投资阶段还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启动民间投资最重要的一条。”

　　就具体的措施张汉亚提出了“一放宽、三改善”的思路。“一放宽”是指取消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限制，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进入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高科技和高新技术领域以及金融等新兴服务行业。“三改善”是要继续改善民间投资的政策、服务环境和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对这些领域中凡是预期有收益或通过建立收费补偿机制可以获取收益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都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所有制界限，破除地区和部门垄断，积极鼓励引导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张汉亚认为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到家，相信我们不但能继续保持目前民间投资活跃的局面，而且还能在短期内使民间投资“启而不动”的困局化解成功　上半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长加速，对整体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到２３．８％，高于去年同期８．５个百分点。集体投资与个人投资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１５．８％和１９．４％，高于国有及其他投资。长江三角、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民间投资的活跃尤为令人惊喜。种种迹象表明多年期待的民间投资启动，已初显“春江水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