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

　　目前，我国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许多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仍由政府直接控制，“一股独大”，股权过度集中，使公司多元持股的优越性得不到发挥；国有股东虚位，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不利，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作为监督机构的监事会也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履行职能的程序不明确、难以保持独立性以致形同等诸多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坚持国有股减持工作，增加法人股东，以解决国有股比例偏高而导致的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过多和国有股股东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当然，对国有股减持的定价，可以继续探讨，但不能因此否认国有股减持的必要性。

　　2.对董事会制度进行补充、完善，明确董事长原则上不得兼任总经理，同时对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与议事程序进行完善，在保留现有的“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召开”的规定之外，应补充规定经全体董事同意可随时召集；不能通过正常程序召集时，持股达一定比例的股东可提议召集或者向法院起诉。此外，为避免董事的选任完全由控股股东操纵，应引入累积投票制，以产生可以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

　　3.增加规定董事、经理的最低技能标准和积极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现行的《公司法》只规定了董事、经理的六种消极任职资格，但没有任何一个条文涉及到其积极任职资格及义务，这不仅导致“不懂事的董事”比比皆是的现象，影响了董事会的决策水平，而且也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存在差距。在大陆法系国家，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属民法上的委任关系，在普通法系国家，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属于信托关系，上述规定虽然有些许差别，但也存在突出的共同之处，即均强调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董事应以符合公司最高利益的方式，以一个谨慎之人的类似的处境下应有的谨慎去履行其作为董事职责。反观我国《公司法》，虽然也有一些条文规定了董事不得进行的行为，但却缺乏对董事积极义务的规定。同时，在其董事不得为行为的规定中，有些也未尽科学。如《公司法》对董事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但对为上述主体之外的人提供担保是否也在禁止之列，法律的态度不够明确。因此，在实践中，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随意为他人担保，或者在大股东的操纵下为大股东的控股企业提供担保，可以说屡见不鲜。其中的典型有ST棱光(据2001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ST棱光对外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50127万元和美元159.8万元。其中，涉及其原大股东恒通集团的担保达48124.16万元，起诉涉及金额43102.16万元②(注：ST棱光莫被掏空退市[N].中国经济时报，2001—12—13(2).)，万家乐(其为原大股东广东新力集团公司担保500万美元和人民币6600万元的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公司部分资产被冻结③(注：担保风险排除不易[N].中国经济时报，2001—11—29(2).)和兴业房产(其2001年中期担保总金额87804万元，其中有39855.06万元是为原大股东及关联企业提供的④(注：担保风险排除不易[N].中国经济时报，2001—11—29(2).)以及中科健(截止2001年6月30日，该公司12个月内累计为他人贷款提供担保24笔，折合人民币63913万元，占公司2000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300.35%⑤(注：中科健惊曝担保黑洞[N].北京青年报，2001—9—12(13).)。上述行为或者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如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或者是在打“擦边球”，如为公司股东的控股企业提供担保，当然，也有个别担保是合乎法律规定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为他人担保会给公司财务带来极大风险，且很可能成为吞噬公司资产的黑洞。有鉴于此，证监会于2000年6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若该规定能够得到切实执行，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主要是中小股东，无疑是一个福音。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上述规定毕竟只是由证监会这样一个无最高立法权的机构发布的，且适用范围仅限于上市公司，故《公司法》在修改时，有必要将此规定吸收进来。在增加规定董事、经理应负诚信、勤勉义务的同时，还必须规定违反义务时对公司、股东应承担的责任，因为没有责任的义务是不能称之为法律上的义务的。

　　4.修改现有的关于监事会的设置规定。依现行《公司法》的规定，经营规模较大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应设成员不少于三人的监事会，而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而不设监事会，但“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标准是什么，在《公司法》的条文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本文建议《公司法》在修改时，应明确设立监事会的标准，即注册资本或者职工达到一定数量，必须设立监事会，同时，针对公司规模大小的不同，应规定设立成员数目不等的监事会。此外，还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监事的专业素养，使其能够胜任监督工作。

　　谈到公司治理问题，就不得不涉及目前广受关注的两项制度，一是独立董事制度，二是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证监会于2001年8月16日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前后，一些上市公司陆续聘任了外部人士担任独立董事。但该项制度能否发挥应有的职能，却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依目前的制度安排，独立董事侯选人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提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董事会与经理人员高度重合并往往由大股东所控制、监事会往往徒具形式的现状之下，要使独立董事保持其独立性是十分困难的。与此同时，在《公司法》现有的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是被定位于执行机构与日常经营决策结构，对董事及经理的监督职能是由监事会来担当的，由此观之，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兼容，因为董事的主要职能并非监督，而在独立董事制度大行其道的美国，其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单轨制，公司内部不设专门的监督机构，故需由独立董事行使监督职能。从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看，也并不理想，因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具体运作情况往往不甚了解，其一身两任甚至数任也使得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公司工作，而且不少独立董事均将能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作为一种荣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忽视了应有作用的发挥。凡此种种，都使得独立董事有沦为“花瓶”、“道具”的可能，而无法实现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提高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水平，代表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对该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及其在实施中遭遇的困境，我们认为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将担任独立董事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聘任独立性强、社会声誉好的职业独立董事出任公司独立的董事；二是索性取消该制度，在强化监事会功能上做文章。针对现在的监事会成员通常在公司任职并往往就是董事的下属从而导致的监督不力的现象，可考虑在公司外部聘任社会专业人士担任独立监事，并提高独立监事在监事会中所占的比例，以真正发挥监事会应有的监督职能。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另一议题是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有专家指出，公司治理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关键性安排，一个是公司控制构架，一个是激励制度。⑥(注：陈清泰，吴敬琏.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系列丛书[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显然属于后者。对该项制度推行之必要性及其所需各种条件的研究，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我们想要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公司法》第149条明确规定，除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之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由此可见，公司为推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而回购股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被实务界视为该制度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与国际惯例接轨，满足实际需要，应对上述条文进行修改，允许公司在为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情况下回购本公司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