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冲突，中企易伤的软肋

　　关于李东生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TCL与Thomson组建合资公司后，董事长李东生在一个周五到了欧洲公司，精力充沛的李东生不自觉沿袭在国内的习惯，邀请欧洲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周六共进午餐，顺便谈工作。意想不到的是，欧洲公司的高管们接到电话邀请时，几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TCL董事长李东生在欧洲闹出的这则笑话，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中西人文以及法律环境的不同。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过程，是对被并购方所在国人文环境、法律环境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国企业家能否很快适应东西方法律环境的巨大差别?走进被并购方的国门之前，他们做好了相关的法律准备吗?商报记者齐晓彤实习记者凌晓波

　　TCL的尴尬:

　　情与法的典型碰撞

　　TCL国内公司的高管成员，都以周末能接受到老板的邀请为荣，认为这是对自己地位与业绩的肯定。这在中国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既能联络感情，保持员工对老板的忠诚度，又能高效协调工作时间发生的矛盾。但这招在欧洲不灵。李东生非常不爽，开始抱怨欧洲员工对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的严格区分，实质上变相降低了工作效率，当然这个效率是以国内的工作习惯(周末加班加点是有事业心的表现)测定的。TCL内部人士列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不同环境下的采购部门，TCL在中国境内聘用30人就能满足年产1200万部彩电的产能，而不足1000万台产能的汤姆逊却有超过80人的采购队伍。按照法国当地法规，汤姆逊庞大的队伍不能随意解聘，如何把这些人’吃下’而不给公司带来过于负面的影响，这是TCL的难题。李东升的经历，给中国企业家提了一个醒。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之前需要补的第一堂法律课就是劳工法。

　　明基的前车之鉴

　　劳工法并非一纸空文

　　美国一家通讯公司的业务主管接受本报记者电话访问时，认为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协议的商务谈判之前，对被并购方所在的国家对员工权利的法律保障，必须有透彻的了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比如美国《劳工法》的条文多达2706条，(中国《劳动法》只有106条，规定用人单位保证劳动者每周休息一天)对每人每年的工作小时又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而解户一个人付出的成本更加高昂。这种法律保护几乎毫无例外会使原有的收购价格，附加额外的成本支出。

　　千万不要以为这里是自由竞争的社会，每个人干多干少不一样，实际上，国外大公司里请人容易，炒人难，原因就在炒掉一个人法律程序太麻烦。’又如欧美国家的工会组织经常会在集体性聘用合同续签之前，发起各种各样的要求提高福利待遇的活动，制造声势，给资方施加压力。欧美的工会组织是资本方最为头痛的组织，由于经费来源有稳定的保障，他们在维护劳工权益的时候，经常以罢工相威胁，与资方谈判的结果，往往以后者的让步而告终。台湾公司明基购并西门子亏损严重的手机部门之后，遭遇的最强大阻力乃是德国工会和西门子手机厂工会，他们认为合并结果是资方擅自作的决定，事先并没有经过劳资协商，属不顾员工利益的表现。工会在谈判时提出了不可以裁员、不可以减薪的要求。工会在劳工法的支持下，已经对公司业务的拆分、合并，对资本方的战略进入和战略退出进行实质性干预，面对这样的工会，明基老板的经营思想、战略意图在西门子手机业务中能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前景堪忧。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工法几乎成为劳工争取眼前利益、让资本方节节败退的法宝。

　　如何理解西方劳工法

　　本港资深律师廖志超认为，发达国家对于企业的法律观念中很大一个特点:企业不单是所有者和股东的，也是员工和社会的。这与中国有很明显的不同，也是西方社会工会力量长盛不衰的根源。西方的劳工法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甚至表现在办公桌、椅子的高度比例是否合适，卫生间的长度宽度设计是否符合人性化标准这样的细节中。因此，涉及到这些国家的购并方案，事先必须搞清楚相关法律事项，比如对于并购工会或户员的批准或同意是法定的还是仅作为资料的;养老金索赔或责任是限定的赔偿还是限定的供款，被收购公司的养老金计划是否资不抵债;评估终止或缩小规模的费用是否与卖方摊分，是否是成交前的条件;最后，服务协议中应当锁定收购目标中的’关键’户员。总之，依据对劳工法的深入理解，想方设法征得工会的支持，对初期谈判与后期整合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专家视点

　　人才匮乏

　　知识不足

　　从上述业内人士对并购个案的分析中，可以窥见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面临两个严重不足，即法律人才和法律知识的准备严重不足。国内并购法学专家、华东政法学院顾功耘教授认为，中国企业对外购并，人才的准备是最首要的，跨国并购牵涉的领域非常之广，必须是一个团队整体对外，其中法律人才的准备几乎是空白，这种人才必须是外语、贸易、投资、法律样样都明白的多面手。目前国内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里面，全部是分门别类，单一学科的教与学，没有综合性、针对性很强的类似课程，因而不会有学有所成的毕业生，但是对外谈判，没有中国自己的人才储备，仅仅依靠国际间的中介机构，很容易吃亏。有过丰富并购经验的本港资深律师廖志超认为，国内企业最重要的法律准备，在并购之前，对被并购方所在地的法律整体环境，做一个准确精细的评估。这个评估建立在非常完善、专业的法律调查基础上，应当以购并方相关律师为主导，向被并购方所在地的律师事务所提出问题，帮助企业尽快了解对方鼓励或禁止的产业政策，商业规则及惯例，合同违约救济，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制度，损害赔偿，环保影响等各方面的信息，为后来的并购谈判提供重要的参考基础。

　　中海油的美国教训

　　平静面对国家利益最高原则

　　美国是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其并购规制的模式，已成为全球典范。对于外资并购行为，美国在《克莱顿法》中明确规定，外资并购行为适用与国内并购行为相同的并购法规，但是考虑到国家安全，美国对外资并购仍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外资法及行权程序，并对外资进入的领域进行了明晰和严格的界定。中海油最终放弃对优尼科收购之后，很多人认为是政治因素干扰而导致胜算不大，然而政治因素成功阻止商业交易的奥秘在于，美国快速及时对并购法案增设了一个修正条款，这个条款以公平竞争，互利互惠之名，从时间和法理两方面剥夺了中海油并购实施的可能性。7月20日，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凡是外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在美国从事的收购，必须由国务卿向国会提交报告，任何部门和机构，30天后方可批准，而能够批准的重要依据是，对方国家是否也有相应的互惠法律。换句话说，如果中海油要获得收购优尼科的法律许可，中国就应该允许美国公司来收购中国的企业，包括中海油在内。显然，中国政府不可能制定这样的互惠法律。7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决定在布什提出的《能源法案》中增加条款，授权能源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对中国能源需求造成的影响进行12天的审查，完成审查至少三个星期后，外国投资委员会才能向总统提交政策建议。中海油8月2日宣布最终放弃对优尼科收购。此次事件的直接后果是美国的并购法日趋严格，几乎切断了所有能源企业进入美国的可能性，已经接受或者准备接受中国政府优惠贷款、补贴的非能源类的中国企业，走进美国也变得不大可能。对此，国内并购法学专家、华东政法学院顾功耘教授认为，美国灵活的法律制度，决定了政府政策机制反映的机动快速，新的法律条文颁布，不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反复论证，突发事件、单个案例都可以促进新法律的产生。中国企业在能源谈判或者针对美国的其它商业谈判，最终要摆脱被动局面，必然依赖中国政府不断扩大市场开放程度，重新启动新一轮的利益互换。 [page]

　　上汽的哑巴亏

　　知识产权法远比想象复杂

　　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两大目标，一是获得销售渠道，二是尽快摆脱技术依赖，对知识产权可能带来的技术更新，抱着很高的期望。然而并购真正可以成为摆脱依赖的捷径吗?廖志超认为，南汽、上汽的并购案例，将成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历史中痛心的记忆。2004年上汽以6700万英镑获得两个车型的所有相关知识产权。今年4月，普华永道接受罗孚委托后，通过非正式渠道发布消息，称上汽只获得了两个车型的部分知识产权，并高价整体出售相关资产。虽然上汽坚称买到的是所有权，而非使用权，但是设计图纸附件却保留在普华永道手中。设计图纸的附件是对设计图纸的进一步表述和说明，普华永道掌握的附件包含了上汽6700万没有购买到的相关技术信息，也就是说，罗孚到底有哪些实物及非实物的资产，上汽付出了现金也不会明了。而后续的南汽，更是以荒唐的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方式，用5000万英镑彻底打消了上汽取得技术产权清单的幻想。对核心技术的认识到底怎样才算清晰完整，对取得核心技术按照怎样严谨的法律程序，才能保证不出现后遗症，被普华永道玩弄于股掌之后，才明白了其中的利害。上汽用6700万现金合法拥有了主要技术，却没有合法地完全拥有全部相关技术。知识产权管理在欧美大型企业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德国西门子公司为例，它在全球设有12个知识产权管理部，400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管理着该公司各类知识产权约15万项。荷兰飞利浦公司在全球设有10个知识产权办公室，也有约150名知识产权专业人员，管理该公司的6.5万个专利、2.1万个商标和6000个外观设计。面对法律制度严谨、高度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对手，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商标使用权的合法拥有能力，建立在同样完备而专业的法律知识基础上，缺乏这个基础，中国企业跨国购并过程中，今后支付的学费、成本，始终都将非常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