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绍

案情分析

 [评析]对于无单放货纠纷案件，海事海商界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有识之士也撰写了相当多的论文或案例。但笔者认为，本案暴露出来的以下几个问题很有必要与大家共同研究和探讨，希望能对大家今后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一些借鉴。

 一、关于本案中共同承运人的认定首先，提单是合同的一种表现形式。提单被认为是一种认定承托双方具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最有效的证据。而认定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主要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被告天津Z在提单上签章时并没有明确其是作为被告韩国Z代理人的身份，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在提单承运人一栏中签的自己的公章。按照提单承运人的一般识别规则，应认定天津Z为提单承运人。韩国Z在答辩和庭审中均称自己是涉案货物的提单承运人，该意思表示与原告诉称一致，被告韩国Z应构成自认。而且涉案所使用的提单亦为韩国Z的格式提单。因此，基于以上两点，法院没有理由不认定韩国Z也为承运人。

 其次，前述两被告被认定为共同承运人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与两被告的经营方式有一定的联系。为了开辟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通道，1992年由天津市海运公司与韩国大亚集团公司共同投资在韩国设立了独资公司韩国Z，专门从事仁川与天津新港之间的客货运输。为了经营上的方便，韩国Z原打算在天津设立一家分公司，但由于当时中韩尚未建交，我国交通部不批准设立分公司，只批准在天津设立独资公司，正是基于此，才成立了天津Z。虽然两被告名义上是两个独资公司，但两个公司实为一体，共同经营该条航线。在经营分工上，韩国Z负责处理该条航线在韩国仁川港的客货业务，天津Z负责该航线在天津港的客货业务。这就导致本案中，提单由天津Z以自己的名义签发，但货物在韩国仁川的交付放行由韩国Z负责，整个合同从签定到履行完全是由两被告共同完成的。因此，法院认定两被告为共同承运人与两被告的实际经营方式也是吻合的。

 二、关于货物价值的认定在无单放货纠纷案件中，人们对于证明货物的价值应提交那些证据证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多数情况下，货主提供的证明往往是合同和自己给卖方开具的发票，而合同往往是传真件，给法院认定货物价值造成困难。

 笔者认为，在无单放货纠纷案件中，最有效的证明货物价值的证据应是出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上显示的货物价值应是与合同一致的，这样对于原告来讲，证明货物价值既简单又容易被法院认可，何乐而不为呢。

三、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关系一笔国际贸易的完成，肯定要涉及运输和买卖两个合同。但这两个合同只是完成一笔国际贸易的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从法律上讲，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虽然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无论如何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审判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当事人，拿买卖合同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条款用来与其有运输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抗辩的情况。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就本案而言，买卖双方对付款方式的约定，与被告履行运输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被告用付款方式进行抗辩徒劳无益。

 四、关于欺诈的认定按照我国民事法律规定，欺诈是指故意陈述虚假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通常情况下，民事行为构成欺诈，应具备一下条件：1、行为人须有欺诈的故意，即具有“使他人陷于错误并因而为意思表示”的目的。2、行为人须有欺诈表示，即具有使被欺诈人陷于错误的虚假陈述或隐瞒行为。3、该行为须使对方陷于错误，即欺诈行为与对方错误之间有因果关系。4、受欺诈人须因受欺诈而从事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特别是集装箱运输中，关于货物的价值，在托运人没有关于保价运输的情况下，一般不涉及货物的价值问题。本案中，作为托运人的原告关于货物价值的表述，与承运人没有直接的关联。就涉案货物而言，因原告没有结汇，原告没有将涉案货物的发票交给过包括韩国买方在内的任何人。被告提交的货物发票复印件，并非原告开具的涉案货物的发票。原告从未向作为承运人的被告做出过货物价值的任何表述。没有做出过表述，何来欺诈的故意。因此，被告关于原告开具不同的货物发票，对被告构成的欺诈的主张不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

 至于说，本案中涉及的韩国买方是否有逃避韩国关税的嫌疑，应另当别论。起码就本案而言，原告开具两种发票的行为，一不具备对被告构成欺诈的要件，二不存在损害我国国家利益。作为中国的法院，将执法尺度把握到此，已足已。

 五、关于承运人无单放货与航程的关系按照我国海商法的规定，凭提单放货是承运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上述规定，无论与世界各国的法律，还是与国际航运惯例都是一致的。承运人无单放货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承运人应是明知的。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承运人无单放货时，都要求提货人提供充分可靠的担保。虽然中韩港口之间相距较近，但中韩两国并没有制订因两国港口相距较近，承运人就可以无单放货的法律。世界其他各国，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或惯例。因此，被告关于“为了加快港口货物的流转，也为了减少给货方增加额外的费用，按照航运惯例，作为承运人的被告韩国Z是可以接受银行保函放货的”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判决结果

 [审判]天津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应为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正本提单放货纠纷。

 关于本案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天津海事法院认为，虽然涉案提单背面条款约定“因提单引起的争议应在韩国解决或根据承运人的选择在卸货港解决并适用英国法。任何其他国家的法院均无权管辖。”但是，原告在天津海事法院起诉后，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对天津海事法院管辖提出异议，并进行了应诉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应视为两被告承认天津海事法院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实际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未曾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过适用法院地外法律的主张，也未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过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的争议。

关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天津海事法院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得以确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同法律关系的确立正是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而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提单被认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本案中，根据提单的记载和天津海事法院对天津Z的调查情况可以证明，涉案提单系被告天津Z使用自己的签单章所签发。被告天津Z虽主张其是被告韩国Z的签单代理人，但天津Z在签发提单时既未注名其为代理人的身份，也未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可以证明其为被告韩国Z签单代理人的相关证据，因此，天津海事法院对被告天津Z关于其是被告韩国Z签单代理人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据提单承运人的识别原则，被告天津Z应认定为承运人。再者，因涉案提单为被告韩国Z的格式提单，原告认为被告韩国Z与天津Z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共同承运人，被告韩国Z庭审中也明确承认其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承运人，原告与被告韩国Z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定韩国Z也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承运人。这样，两被告应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共同承运人。原告持有全套正本提单，根据提单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托运人。所以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金额，天津海事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和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是认定出口货物金额的有效证据。原告提交的买卖合同和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均载明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单价为3.4美元/条， 12，500件，总金额42，500美元。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定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总金额为42，500美元。

 关于原告货款支付方式是否违法且对两被告构成欺诈的问题。天津海事法院认为，首先，原告与韩国买方之间对于货款采用两种不同的支付方式的作法，既不违反我国法律，也未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与韩国买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涉案原、被告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的货款支付方式与两被告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义务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两被告关于原告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两被告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其次，我国民事法律中的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在原被告之间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证明文件中，并没有涉及货物金额问题。原告也从未向两被告告知过货物金额问题，两被告在无单放货前也未曾向原告询问过货物金额，当然也就谈不上原告故意告知两被告虚假货物金额或故意隐瞒货物金额真实情况的问题，因此两被告关于原告的货款支付方式对两被告构成欺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事实上，两被告凭不能客观反映货物真实价格且并非原告开具的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交付货物，导致两被告所持有的银行保函所担保的货物金额低于货物的实际金额，完全是由于两被告不规范的操作经营方式造成的。如果两被告完全按法律和国际航运惯例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两被告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商业风险。第三，即使像两被告所言其被欺诈，那么欺诈人也只能是接受其所交货物的人。而该接受货物的人并无正本提单，所以其也不是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合法收货人。因此，两被告不按法律和国际航运惯例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而是凭银行保函将货物交给了一个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合法收货人以外的人导致被欺诈，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由其自己承担，这与本案原告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无论是依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还是依据国际航运惯例，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应是承运人对托运人和收货人的一种承诺。作为共同承运人的两被告未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对作为托运人的原告构成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天津海事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Z国际客货航运有限公司和被告Z国际客货航运（天津）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货物损失42，500美元，及该款自2001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上述义务两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执行。

 一审判决后，两被告不服天津海事法院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期间，原告与两被告达成和解协议，由两被告给付原告38，000美元后，两被告撤回上诉。此案至此全部审结。

相关法规

 关于本案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天津海事法院认为，虽然涉案提单背面条款约定“因提单引起的争议应在韩国解决或根据承运人的选择在卸货港解决并适用英国法。任何其他国家的法院均无权管辖。”但是，原告在天津海事法院起诉后，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对天津海事法院管辖提出异议，并进行了应诉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应视为两被告承认天津海事法院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实际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未曾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过适用法院地外法律的主张，也未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过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的争议。

关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天津海事法院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得以确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同法律关系的确立正是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而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提单被认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本案中，根据提单的记载和天津海事法院对天津Z的调查情况可以证明，涉案提单系被告天津Z使用自己的签单章所签发。被告天津Z虽主张其是被告韩国Z的签单代理人，但天津Z在签发提单时既未注名其为代理人的身份，也未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可以证明其为被告韩国Z签单代理人的相关证据，因此，天津海事法院对被告天津Z关于其是被告韩国Z签单代理人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据提单承运人的识别原则，被告天津Z应认定为承运人。再者，因涉案提单为被告韩国Z的格式提单，原告认为被告韩国Z与天津Z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共同承运人，被告韩国Z庭审中也明确承认其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承运人，原告与被告韩国Z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定韩国Z也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承运人。这样，两被告应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共同承运人。原告持有全套正本提单，根据提单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托运人。所以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金额，天津海事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和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是认定出口货物金额的有效证据。原告提交的买卖合同和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均载明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单价为3.4美元/条， 12，500件，总金额42，500美元。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定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总金额为42，500美元。

 关于原告货款支付方式是否违法且对两被告构成欺诈的问题。天津海事法院认为，首先，原告与韩国买方之间对于货款采用两种不同的支付方式的作法，既不违反我国法律，也未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与韩国买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涉案原、被告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的货款支付方式与两被告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义务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两被告关于原告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两被告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其次，我国民事法律中的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在原被告之间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证明文件中，并没有涉及货物金额问题。原告也从未向两被告告知过货物金额问题，两被告在无单放货前也未曾向原告询问过货物金额，当然也就谈不上原告故意告知两被告虚假货物金额或故意隐瞒货物金额真实情况的问题，因此两被告关于原告的货款支付方式对两被告构成欺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事实上，两被告凭不能客观反映货物真实价格且并非原告开具的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交付货物，导致两被告所持有的银行保函所担保的货物金额低于货物的实际金额，完全是由于两被告不规范的操作经营方式造成的。如果两被告完全按法律和国际航运惯例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两被告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商业风险。第三，即使像两被告所言其被欺诈，那么欺诈人也只能是接受其所交货物的人。而该接受货物的人并无正本提单，所以其也不是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合法收货人。因此，两被告不按法律和国际航运惯例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而是凭银行保函将货物交给了一个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合法收货人以外的人导致被欺诈，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由其自己承担，这与本案原告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无论是依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还是依据国际航运惯例，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应是承运人对托运人和收货人的一种承诺。作为共同承运人的两被告未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对作为托运人的原告构成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