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诉讼模式下证人询问制度比较

　　1、国外诉讼模式下询问证人制度概况

　　首先体现在诉讼价值取向上，普通法系国家采用取的是当事人主义，强调的是程序正当和权利平等保护，包括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对刑事被告人的个人权利保护，严防公权力滥用，因而其刑事诉讼模式被称作正当程序模式；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是职权主义，强调对犯罪行为的追究，把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和追究犯罪作为刑事诉讼首要的价值追求，因而其刑事诉讼模式被称作犯罪控制模式。

　　在前述诉讼价值指引下，两大法系庭审模式也截然不同。普通法系采用对抗模式，控辩双方作为当事人是平等且对抗的诉讼主体，当事人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充分辩论，辩论贯穿于庭审始终，内容及于案件事实、情节、证据、罪名、量刑等。法官主持庭审活动，地位相对消极，只负责主持法庭辩论，不主动调查证据，只在当事人提出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后，凭借专业知识引导陪审团作出罪名成立与否的裁断，并据此适用法律判处刑罚。大陆法系则采用审问模式，法官的地位不仅是主持庭审，更要指挥控制庭审。法官不仅可以直接调查收集证据，主动向当事人发问，且发问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和提交的证据，既可以对控辩双方发问后不清楚的问题进行补充发问，也可就自认为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进行询问，并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定罪量刑。两种不同的庭审模式也决定了法官充当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

　　2、我国询问证人制度的差异性

　　众所周知，由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加上建国后受前苏联模式影响较深，我国最初的刑事诉讼模式属典型的审问模式，呈现出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即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依照该法，法官主导和控制庭审，审判人员、公诉人代表公权力机关负有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因而把询问证人的权力首先赋予审判人员和公诉人，当事人或辩护人可以“申请审判长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审判长许可直接发问”，强职权主义色彩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该法没有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具有浓厚的书证中心主义色彩。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借鉴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些理念。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性质、历史传统基础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先进成果，弱化法官在庭审中的主导和控制地位，强化控辩双方在庭审调查中的作用，相对削弱了职权主义，庭审模式由以前的纠问模式向对抗模式转变，形成所谓“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另一方面，书证中心主义也有所弱化，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等均有权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更加体现了直接言词审理原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证的地位。

　　3、我国证人询问制度评价

　　客观地讲，通过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和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对适用刑事诉讼法作出司法解释，我国询问证人制度在理念上实现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融合，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书证中心主义向人证中心主义的转变，在技术层面上初步建立起询问证人的基本原则及相关规则，一定程度上符合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