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贿罪罪数形态的司法适用
所谓罪数，是指犯罪的个数，或者说指犯罪的单复，即一罪与数罪。罪数形态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具体犯罪是一罪还是数罪，以及在数罪的场合如何确定对行为的刑罚。行贿罪的现实犯罪样态纷繁复杂，给司法认定罪数带来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拟根据行贿罪具体的犯罪样态，结合相关案例，就该罪的罪数形态的司法适用，发表个人的看法，粗浅之处，烦请指正。
一、行贿资金来源于挪用公款。行为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他人行贿，而其行贿的资金又来源于挪用公款，即行为人先挪用公款，后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此场合下，行为人实施了挪用公款和行贿两个行为，分别符合挪用公款罪与行贿罪的犯罪构成。由于挪用公款与行贿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挪用公款行为是为了实施行贿行为，从理论来说，这种情形符合牵连犯原理，按照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处理。挪用公款罪与行贿罪的法定刑基本一致，由于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所以行贿罪的法定刑高于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为个人行贿的应当以行贿罪定罪并从重处罚。然而，在司法实务中要特别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并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2款对此作出了特别规定： “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行贿显然属于非法活动，因此上述情况应被视为并罚的数罪，成立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两罪，根据司法解释，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二、以赌博方式行贿的。近些年，行贿的手段越来越隐秘，以赌博方式行贿就是其中的一种“高明”的手法，这种行贿方式，既可以让行贿者找到最好的借口中，又可让受贿者受得安心，应当引起司法实务的重视。典型的案例是浙江温岭的“渔霸案”，渔霸陈某与温岭法院一副院长一次赌博，就完成了行贿20多万元的过程，该地 5个现职局长、5个乡镇书记、4个镇长、l个派出所所长等33名党员干部的参赌情况为纪委查实。如何看待这类案件的定性？笔者认为，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而以赌博方式行贿不具有营利的目的，不构成赌博罪。因此，以赌博方式行贿的，成立单纯的行贿罪。
三、以犯罪赃款行贿。行为人将走私、诈骗等犯罪来获取赃款行贿，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往往出现在经济领域，且一发就是大案，典型的如厦门远华走私案。此类情况的罪数应当具体分析。如果实施其他犯罪时行为人具有明确的行贿意图，也就是为了行贿而实施这些行为，那么走私、诈骗等犯罪与行贿罪就是牵连犯，前者是手段行为、后者是目的行为，按照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处理。若这些犯罪的实施不是为了行贿获取行贿资金，则二者之间的牵连关系不存在、纯属独立的犯罪行为，应当数罪并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