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但该原则的四项基础则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尊重人权主义要求，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使得公民能够事先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故什么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在事前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要求如下：

　　(1)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必须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行政规章不得规定刑罚，习惯法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判例也不应作为刑法的渊源。

　　(2)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

　　(3)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

　　(4)禁止绝对的不定刑与绝对的不定期刑。

　　(5)刑法的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只能将值得刑罚科处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禁止将轻微危害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处罚程度必须适应现阶段一般人的价值观念。

　　(6)对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必须明确;对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

　　(7)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如何厘定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则是一个难题。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字含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字含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的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的结论在公民预测可能性范围之内;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者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规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将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统化成为学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罪刑法定学说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以确认。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必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此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在宪法和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制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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