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晚6时许，我朋友母亲在家中被其女婿所雇小工强暴非礼（我朋友当时和其他家人都外出，小工们亦住同一间公寓内的一个房间内），但由于其强烈抵抗导致对方强暴未果，并伺机躲进卫生间将自己反锁在内，直到听到其他小工回来的说话声音才敢出来。由于胆小怕事及怕说出来丢人等原因，我朋友母亲并未在当晚在其女儿、儿子面前提及此事。直到18日中午，由于当时挣扎过度用力引起的疼痛发作，朋友母亲的女儿找了社区医生来打针后，朋友母亲才跟他和他姐姐哭诉被强暴事实。 朋友姐姐当即打电话给其姐夫，要求马上解雇该小工（该小工为朋友姐夫的同村老乡），并说明了理由。当晚，朋友姐夫怕我朋友出于气愤会暴打该小工，便约朋友和该小工出去谈判。该小工可能怕我朋友动手，便主动认错，提出任打任罚。我朋友念过高中，便叫他写认罪书，他不肯，便叫他写了悔过书，朋友认为有了他亲笔写下的承认事实的悔过书就不怕他反悔，就有了办他的证据。写了悔过书后，朋友打电话给该小工老家的妻子，叫她第二天过来把人商量怎么办理此事，然后把人带回老家。 19日中午11点左右，该小工的妻子从苏北老家赶至朋友及其姐姐沪上所租公寓内。等其他小工吃过中饭离家后，他们开始谈判（之前，朋友妈妈在其姐姐房中挂水，该小工妻子边帮忙服侍，边哭求放她男人一码，而她男人却躺在小工宿舍的床上一动不动），朋友问她怎么办，她说既然我打电话给她，她也来了，事情发生了，也不可挽回了，她愿意赔偿我朋友的妈妈一些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15000元，我朋友不同意，并执意报了案，打了110。大约10分钟不到的样子，来了一个年轻警察，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那个小工对警察说他们同意私了，并愿意赔偿15000元。警察把我朋友叫到门外，说此类案件，由于未遂，证据又不是很充足，能够私了还是私了的好。朋友没有同意，因为之前朋友到网上去查了一下，看到同类案件，被告罪名成立的话，可以处以2年以上不到3年的有期徒刑，他就想对方坐牢，才能解恨。随后朋友要求到警局再说。 朋友是和他母亲、姐夫及那个小工同车（警车）到达警局的，到了后，那个小工便被关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一个负责人接待了我朋友和他的姐夫，他母亲被安排坐在外边大厅休息。该负责人问我朋友，想怎么办，我朋友说想让对方坐牢。该负责人说这个比较难办，一是过了时效（不知是否如此），二是缺少证据和证人（当时，屋内并无其他人等）。我朋友便出去询问了一下他母亲，得知有当时挣扎被撕坏的内裤为证。该负责人说，即便如此，胜算把握也是不大，能够私下协商解决，还是私下协商解决，而且即使官司打赢得到的精神损失赔偿也不一定比私下协商解决多。与此同时，仍在朋友姐姐家中的该小工妻子哀求朋友姐姐打电话给他，恳求协商解决，朋友姐夫便与他协商先回去再商量一下再说，朋友也考虑到一旦打了官司，可能于大家面上不好看，尤其母亲以后恐难做人，便携其母亲和姐夫一同回家了。 回到家中，那个小工妻子看到男人没有一起回来，便哭求朋友及其母亲和姐夫，愿意在15000元的基础上再加5000元，凑2万整数，希望放他男人一码，朋友母亲心软之下，考虑到对方一双儿女尚未成家，便同意了，我朋友开始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她哭求和其姐夫劝说，便也同意了，并写了一份调解协议书，内中陈述事实后，写明对方愿私了此事，并赔偿受害者及我朋友母亲医药费5000元，精神损失费15000元。并注明我朋友仍保留法律追究对方罪行的权利。我朋友代表受害者家属签了字，她代表她男人签了字。由于她没有现钱，便提出以该小工同在朋友姐夫手下打工的另一同乡07年工资结算，她打了借条给该同乡，该同乡又打了收条给朋友姐夫。差额5000元，她打电话给其在上海的亲戚送了过来，在钱送到后，我朋友去警局找到负责人，提出了私了解决，并领回该小工。到家后，该小工和他妻子乘我朋友上卫生间的工夫，收拾东西走了。当时大概19日下午6时左右。 21日，回到苏北老家的该小工打电话过来，叫嚣要告我朋友和他母亲敲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