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入职深圳市某公司，任客服助理一职。在职期间的2013年8月30日在该公司董事长H家中加班工作，由于H酒后失态欲与本人发生性关系。事后本人担心工作不保，害怕惹事，便没有向他人进行求助，也没有报警。并且长期（2013年8月至2016年11月）与H保持了婚外不正当关系。 本人知道H已婚且无法与我建立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便于2016年12月18日向H说了与公司一名同事E（以下称E）的恋爱关系，H对此极力劝阻且表示非常不满，并在当天晚上于公司办公室对本人进行殴打，最后因怕家人担心被H安排入住木棉花酒店，酒店也有入住记录，没有报警。 最后本人与H共同协议在2017年1月22日结束了不正当关系。与E在一起，并准备结婚。H声称保管在公司的户口页已经丢失，扣留不发，以此阻止本人与E结婚。 后得知已经怀孕，H利用公司便利要求本人以病假形式向公司假装请假三个月，病假期间公司无发放基本工资，至今未解除劳动合同。H对留在公司工作的E每天进行人身伤害威胁，说公司的领导Z是SZ人大代表，自己黑白两道通吃，恐吓要黑社会报复本人和E，以及本人在深圳的家人，威胁E要找黑社会把本人打流产，本人丈夫E为保护孩子，在H威胁逼迫下签署了虚假的《谅解协议》。（有签订协议前后录音证据等）。 在协议签订之前，H表示签订该协议仅为缓解其不满，并不会真实履行协议。然而在E签订后马上翻脸，要求本人也签订一份同样的虚假协议，且要求把孩子打掉。 E要求还回协议，H再三强调该虚假协议已被其焚毁，且不会以该虚假协议追究责任。E随即请假，为了威胁前往外地生活。 2017年7月27日，H却利用公司名义，以该虚假协议为依据，要求申请人赔偿侵犯商业秘密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并且在送达地址上故意书写错误地址，导致无法实际送达本人丈夫E，最终缺席裁决赔偿300万，公告送达，未能得到任何通知。2018年5月H被法院申请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