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的刑法制裁体系的合理构建

　　关于民间融资十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措施事实上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不仅没有达到防范和化解融资领域的金融风险，没有实现国家对民间资金的管控目的，更没有实现资本的有序增值和投资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下面找法网小编为您介绍民间融资的刑法制裁体系的合理构建。

　　（一）刑事政策的纠偏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治理金融犯罪的模式，还残存着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在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金融体制下，任何融资型的犯罪都被视为对金融管理体制的冲击和破坏，相应的立法构建没有从刺激金融交易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保护金融交易向对方的利益出发，也没有考虑民间资本增值的现实需要，而仅仅局限于金融管理秩序的维护上。原来的刑事政策导向是金融管理本位主义式的。“一旦采取金融管理本位主义，刑事立法自然就只是简单反映当时金融犯罪现象的结构状况。这种客观描述式的立法逻辑，一旦固定下来，对此后金融犯罪现象的结构状况的变化就难以适应。”｛１４｝因而在刑法框架下完善民间融资的刑事制裁体系，首先要进行刑事政策的纠偏，由金融管理本位向金融交易本位过渡。原因很简单，现代金融以金融信用为核心，而信用又以交易为基础，没有金融交易行为，金融信息就会陷入停滞，金融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以金融交易为核心，为培植和完善市场信用为己任。相应的，融资的刑法制裁模式，也应当将维护融资双方的利益作为立法的出发点，类似于孙大午案件那样对当事人双方均无害，但仅仅违反现有金融管理制度的案件，完全没有必要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交由行政法律规制足矣。

　　（二）规制模式的转变

　　当前民间融资的规制模式，面临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困境，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与其法律制度被社会实践抛弃，倒不如法律制度主动寻求变革。笔者认为，民间融资的刑事规制模式的转型，应当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努力：第一，刑法应当充分发挥其谦抑精神，不过早、过快地介入民间融资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对民间融资予以最大的宽容，并对民间自发兴起的融资创新实践活动予以必要的容忍。金融危机背景下，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私营企业普遍面临资金困难，民间融资实际上更加趋于活跃。另外，由于个别企业的破产或经营状况维艰，民间融资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矛盾进入了一个总体爆发期，给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在对民间融资越来越宽松的整体环境下，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在思考民间融资违法与犯罪的边界，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于“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这种思路值得借鉴。总之，处理民间融资，关键在于处理好刑民交叉案件，应当改变传统思维，并遵循“先民后刑”的原则，克制刑法随意介入的冲动。第二，加强对欺诈性融资的打击力度，欺诈性融资即融资诈骗，它和一般性的非法融资、民间融资绝不是同一个概念。欺诈性融资冲击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危害广大投资人的基本利益，并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历来是国家监控和打击的重点。对此，应当努力探索对欺诈性融资包括事前预警、善后处理等措施在内的一揽子的、综合性的规制体系，而不应当过于依赖刑法这一最后的防线。

　　需要注意的是，民间融资的刑法制裁体系，是为国家管制民间资本的公共政策服务的，因而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刑法制裁措施，难以摆脱民间融资管制的民商事法律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的约束。后者犹如操作系统的“底层协议”，它们在激活民间资本、推动金融体制创新方面无疑具有更大的统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