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的政策需要扭曲了该项制度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上级政府对下级考核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该地区有没有进京赴省上访的人员，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或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就一票否决。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往往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头等的政治任务来抓，尤其是害怕出现上访事件，一旦出现上访情况，处理方式往往不是依法处理而是尽量化解矛盾，不管上访者是否有理，都要想法设法化解，出现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社会怪相，越会闹的就越能得到利益，从而助长了这种社会风气，不少群众一旦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首先不是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而是通过上访的形式来解决，上访成了解决问题最为快捷有效的途径。

　　因此，现在的上访案件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有效运行，往往取决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被害方的力量较为强大，法院面临定有罪的压力就比较大，此时法院就具有较大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担忧，基于维稳的政策考虑，往往会排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定罪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反之，若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方的力量强大，其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呼声越高，法院迫于压力往往会选择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化解矛盾，平息事态。由此可见，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往往不是完全依据法律，而是受到社会维稳政策的干扰，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