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文学观念主要是指对文学普遍本质或属性的认识。它不仅是文学理论的核心、文学批评的指南，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研究状况相比，古代文学观念、尤其是中国早期的文学观念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也影响当代文学理论的借鉴、创新和发展。
那么，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生成机理和发生机制的深层动因是什么?研究者采取怎样的研究思路，方能实现“推陈出新”?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带来哪些新的启示?
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复杂状貌亟待动态考察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教授告诉记者，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给了他很大启发，让他意识到清理、研究、描述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并不是去寻找文学观念起源的某一固定的点，而是要说明这一观念是如何建构的，这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内在联系是什么等。换言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不应该去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文学的定义，而应该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发展、分化、演变的运动过程。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社会结构、学校教育、文化主体、文化活动、知识体系、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寻找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与演进的依据和动力。”王教授表示：“这一研究视角不仅能突破今人对古代文学观念的认识局限，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内涵，发现一些现代学人不予重视或重视不够的问题;还能对‘诗言志’、‘修辞立其诚’、‘文以载道’等一些中国文学传统基础性理论命题带来新的阐发。”
“因为中国文学观念在早期发生史上多呈不规则的点状分散状态，同一时代的不同人所展示的观念并不一致。所以，在研究中国文学发生之源过程中，必须兼顾不同个体和不同观念间的矛盾、融合、承接及变化。”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XX进一步解释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教授也认为，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复杂状貌亟待动态考察，而发生学的理论方法则为此提供了研究契机：它并没有把“文学”当作一个已经凝固的整体，而是视为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人类自身的存在、活动、思维等方面，提出并且回答文学“从何而来”的追问。
“二重证据法”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由于发生学方法要求严密的实证性和高度的思辨性，因此，将其运用到文学观念研究中，势必会带来研究方法的革新。
在王教授看来，以今人的文学观念为基点，向上追溯，寻找符合今人文学观念各种要素的证据，只是在用古代的例证说明了今人的观念，再加上今人与古人对文学的认识并不一样，因此所得到的结论很难让人信服。
“发生学则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即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包括一切载有文学观念符号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文物，以及与这些观念相联系的考古材料。通过对所有信息的归纳整理和比较分析，从思想资源、思维路径、表达形式和基本概念等多个方面探寻古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内在机理、外在机制以及丰富内涵。”王教授介绍说：“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知识考古与历史还原，试图将所有的观念、话语、论证都建立在可靠文献和文物‘二重证据’基础之上，以期能够真正挖掘出古代的文学思想资源。所得结论或许并不符合今天一般读者的期待，但它却有可能获得真正贴近古人原生语境的属于古人的真实思想。此外，将所揭示的文化内涵放到当时的语境中接受检验，对端正学风也具有示范意义。”
尚XX则认为，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借助对文献资料和最新考古材料的解读和辨析，还原中国文学观念的原初样态和嬗变情形，对于重新认知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观念颇有助益。
“再者，这种研究方法不但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文艺学研究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对于历史学和哲学史应用发生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王教授补充道。
为中国文学平等对话提供基础性平台
郭教授告称，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大量涌入，许多文学研究者热衷于以西方思想、观念、方法为准则，去归纳评价中国古代文学。这种借鉴对于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扩展研究视角确有积极意义;也推动了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交流进程。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化的前提是保持且突显自身特色，如若不然，可能贻为“东施效颦”。
“探索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历史，能够揭示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思维、文化行为以及生活状态、活动方式是如何‘催生’出独特的文学观念的，不失为深入发掘中国古代文学鲜明特色的有效路径。”郭教授说。
王教授表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学研究试图通过回答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发生、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等奠定中国文学发展基础的重大问题，真正树立中华文化本位意识。这一研究不但夯实了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基础，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及方法，促进人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的思考，还为中国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平等对话提供基础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