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作证的若干思考

　　未成年人由于认知、观察、表达等相关能力尚未成熟，相比成人在法庭作证时存在一定的弱势。目前，年龄不再是决定证人资格的绝对标准，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直接、间接规定未成年人的作证资格，未成年人证言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

　　一、未成年人的证人资格

　　第一，国外关于儿童的证人资格。十六、七世纪传统的普通法曾严格排除儿童作证的资格，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个人人格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法官对陪审团能否合理评估儿童的作证能力缺乏信心。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基于发现案件真实的考虑，英国的证据立法开始缩小对证人资格的限制，从而扩大证人的范围。在英国的证据学理论中，一种占据上风的观点认为：证人的不可依赖性或潜在倾向性应该是其证词的效力大小问题，而不应是其可否作证的问题。目前，英国证据法上证人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在“庭审或其他诉讼过程中提供口头证词的人，即包括当事人也包括鉴定人，甚至还包括精神病患者、儿童等。”对儿童的证人资格，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英国成文法规定与司法判例有所不同，其中涉及两种诉讼对儿童年龄限定不同，还涉及儿童证人是否用宣誓证言。对民事诉讼儿童证人，1989年《儿童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民事诉讼过程中，只要法官认为儿童符合本条第二款规定：该儿童了解其有义务陈述案件的真相;他有充分的理解能力以使其证言具备正当性”。《1999年青少年审判和刑事证据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所有人(不管其年龄)都有资格作证。”英国法对儿童证人的限制基本已取消，而肯定儿童的作证能力。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六百零一条规定“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作为证人的阻隔”。《加州证据法典》第柒百条：“除法律另外规定外，不管其年龄如何，每个人都有作证的资格。”在美国实务中，四岁以上儿童可获准出庭，如“希尔诉斯基拉”案，法官和陪审团采纳了只有四岁的原告的证言。在大陆法系国家，受职权主义模式影响，法官对儿童是否具有证人资格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他可以凭借自己对证人可信性的认定，相信那些未起誓的证人，而不相信那些起过誓的证人;他不再受法定的证人名册约束，相对其他内容而言，证人的年龄、名誉和职业在可信性方面不再具有重要性。”

　　第二，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证人资格。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资格有关规定，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的人。”本条确定证人资格的标准：一是要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二是要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人。没有具体明确排除哪些人不能作为证人，对未成年人只要其知道案件情况，并且能够辨别是非，正确表达，就不能排除他的证人资格。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年幼的人能够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可以作证，但询问方式必须符合年幼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该条司法解释肯定未成年人可以为证人，有相应的作证能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特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资格，是“能够正确表达意志的人”。[page]

　　我国法律对证人的作证资格规定较为抽象，并且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稍有区别，前者规定“要知道案件情况，能辨别是非，能正确表达”，民事诉讼中只要求“能够正确表达意志”，相对而言，民事诉讼中对证人资格标准限制较松。对于未成年人，法律没有明确以“年龄”作为确立证人资格的主要标准，是立法的进步所在，但法律并没有对“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意志”的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导致对儿童作证资格的判断的混乱。有的地方，完全以年龄作为标准来判断儿童是否具有证人资格。如“有的法院根据我国刑事法上的责任年龄来确定幼年证人作为标准，甚至有的法院将不满十周岁的证人一概排除在证人之外。有学者将公民的作证能力与他的民事行为能力混同，得出：“十周岁以下者一般不能作证，十周岁以上不满十六周岁者可以在其监护人的监护下作证，已满十六周岁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者，或者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其作证的可以作证;十八周岁以上者有作证能力。”

　　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在各个年龄段有一些显著区别，尤其是该类证人年龄的下限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可将未成年证人年龄界限为四岁以上。首先，四岁的儿童已经发展一些高级社会情感，如道德感、理智感、美感。他们的心中已初步具备了分辨好坏、善恶是非的能力，但由于思维水平所限，儿童还将难于掌握抽象的道德概念，他们对道德标准的理解是与具体的人物、事件相联系的。其次，四岁的儿童已开始有一定的有意记忆。即他们对记忆的内容有明确的目的。四岁后儿童在记忆过程能够对识记材料进行明显的理解性改造，而且识记理解的材料要比识记无意义的或不理解的材料效果好得多。再次，能正确掌握全部本族语言。“由于四岁儿童发音器官已完善，听觉能力也日益灵敏，为正确发音奠定了生理基础，四岁儿童能发得准的音占80%以上，发音准确、清楚、不再带有‘娃娃腔’;五岁时，不但能正确发音，而且能准确地使用音调;到六岁时，从发音角度讲，与成人交谈时已无障碍。”我们应对证人的年龄底线有一定的限度，这不仅有利于加快查明案件的节奏，确定诉讼的重点，更有利于避免太小的儿童过早地涉及诉讼，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只要未成年人具备了基本的观察、理解、记忆能力，且通过自己的陈述(或其他方式)为他人所知，能够区分事实与谎言的，就证明该未成年人具有证人资格，具有作证的能力。在未成年人作证能力方面，不应当采用过于严格的标准，只要未成年人具备了证明案件事实的最基本能力即可。[page]

　　二、未成年人证言证明力的干扰因素

　　如何判断“未成年人的证言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当”，是采纳未成年人证言的核心。影响证言因素较多，又较为复杂，它既受证人自身因素的影响，又易受外界的干扰，降低这两方面因素的负面影响，对提高未成年人证言的可靠性大有益处。

　　第一，对未成年人证言的内在影响。一是年龄的影响。年龄对证言的可靠性影响甚大，相对而言，年龄越大，未成年人的是非判断能力越强，他的意志表达更加清楚、内容的目的性更强。因此，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考察稍微有不同。首先，对年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刑法》规定十四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对八种严重的犯罪要承担负责，正是基于十四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对一些大是大非、重大责任等问题及后果有一定的辨别能力、控制能力。对年满十四周岁的自然人提供证言，可以参照一般程序，他们可以出席法庭，参加法庭的质证。同时，要允许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场，法官在法庭上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的相应保护，要注意双方当事人对证人询问的言词及其激烈程度，使未成年人处于相对轻松的状态，能更有利于其作证的效果。其次，对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证人适用的程序更加严格。对此类未成年人，先要进行对他们的辨别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判断，确认与其年龄相比，以上两者是否相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鉴定。”先由有关专业人员进行一般性审查，若存在疑问时，可以进行相关的鉴定，得到有效地认证。二是对案件的感受。证人对案件的感知程度，决定了证言证明的范围。感知是记忆、表达的前提，记忆、表达的内容取决于感知的范围，若感知的程度较深，那么记忆、表达再现真实性就较强。未成年人的感知能力相对较弱，自身的生理、心理因素局限了他的感知范围。同时，案件的难易程度、自身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感知程度。对于案情简单，便于认知、易于说明的案件，对案件感知的真实性较强。而对于案情复杂、又涉及高层次的知识，可根据未成年人言词，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得出一些表面线索、外在特征，引导发现其他更大价值的证据。第二，影响未成年人证言的外在因素。由于未成年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主要限于直观性、表面性和形象性的认识，证言的稳定性不够强，易受到他人的诱导和暗示，从而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此处的外部因素主要指未成年人证言的取证情况，包括取证人员、取证场所、取证方法等内容。同时，我们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人权保护，要更多侧重保护他们而非获取证言，这是我们在收集此类证据时的关键。二是取证人员。取证人员除具备办案人员要求的较高法律水平、相应办案能力外，还要具备针对此类特殊证人所需具备的特殊能力，他们要善于与未成年人沟通，善于了解未成年人心理。在收集言词时，要防止自己的主观臆断，对未成年人进行询问时，要循序渐进，特别不要暗示有关信息，不要诱导未成年人作证。二是取证场所。对十四周岁以下的年幼的未成年人，取证应在他们熟悉的场所，比如学校、家中，尽量避免在陌生的环境里，这不利于提取证言，因为他们容易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对十四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场所可以适当放宽，甚至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来选择合适的地点。三是取证方法。对未成年人收集证言，询问一定要合适、恰当，不能使用严词、厉语进行讯问，否则会适得其反。对较年长的证人(十四岁以上)比照正常的询问方式获取证言，应当允许其法定代理在场，有利于缓解他紧张心情，但应减少后者对他的干扰。而对较年幼的证人，尤其十岁以下的儿童，应让他们在放松、自由心情下提供证言，最好使他们感到是正常的聊天，并且不要随意打断他的说话，还要适当限制，不致离题太远。[page]

　　证人的年龄因素只是相对概念，不能因年幼而一概认为其没有作证能力。可以考虑，由立法规定一个相对标准，具体适用由法官在特定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案情的复杂程度，被证明对象对认识能力的要求程度，以及未成年人的认识、辨别、表达事物的能力以及心理发育状况等具体因素一并加以考虑，并作出判断。未成年人的证人资格应由法律给予明确规定，但应避免将未成年人的作证范围的任意扩大，影响其自然成长。在未成年人证人的采用上应当遵守以下两个原则：一是谨慎使用原则。在某些成年人适宜作证的案件中，如强奸﹑杀人等，考虑到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即使未成年人有作证能力，除非迫不得已，应尽量避免其出庭作证。另一方面，由于很难追究未成年人不如实作证的法律责任，所以未成年人作证就缺少了法律的约束性，因而也不宜提倡未成年人出庭作证。二是严格审查原则。对准备使用未成年人作证的案件，结合案件情况、未成年人自身情况，确认该未成年人具有作证的能力。

　　(作者单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检察院)